转：人生：三十而立？or 四十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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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关于“三十而立”的人生描述深入人心。以至于当下社会大多数人依然以这句古语来作为个人成功的时间标尺，出现了大量日日脚步不停努力赶30岁场的打拼者，以及已过而立之年却未能达到社会预期高度的惆怅失意人。
　　四十才立的情况，在中国出现，特别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城市更为普遍

　　在香港导演许鞍华的电影中，四十岁，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人生已经开始有了回忆，但绝不仅仅只剩下回忆；看起来还会有故事发生，但这故事通常都不会有什么结局。在《男人四十》这部影片中，由张学友饰演的林耀国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但电影终归只是电影，林耀国和他所代表的四十岁人生，已经远远无法描述当下社会中四十岁的人生现实。
　　在结婚年龄普遍推后、学习周期增长、行业竞争加剧、社会转型急速的今天，四十岁已不再是衰老的开始，而是青春期的延续。“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古训也早已不适应现在的节奏，一个当下四十岁人的典型人生轨通常是，三十开始创业，四十才真正的“立起来。
　　一切从三十开始
　　30岁时，周宣还在一个机关里担任科长，那是他从大学毕业后，苦熬八年的结果。在外人看来，30岁的周宣已经成家，并且事业顺利，几乎没有什么波澜就到了而立之年。但周宣自己知道，这不过是表面文章。
　　在那个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机关里，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周宣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按时上班和下班。他那近百平米的福利住房，从毛巾到牙膏的日用品，似乎都有公家帮着操心。“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被一个保姆照看着，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大。”周宣说。
　　他说的没错，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要不去犯错误，就能一步一步升迁，一直熬到退休。在外人看来，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科级干部，有着美好的前程，“但我自己很迷惑，一旦离开这个单位，我对自己毫无自信。”周宣说。
　　由于对古典文化很感兴趣，周宣早早就读过《论语》，确切地知道“三十而立”所讲的“立”的含义。“古人说三十岁时应该做到立言、立德、立身，但我当时的心态还像是停留在大学时代。”周宣回忆起30岁的自己，不但没有而立之年的成熟与自信，反而有一种一事无成的恐慌。
　　这显然并不是周宣一个人的感觉，根据可锐职业顾问事业集团对2006年来访的客户抽样统计，能够在三十岁时就达到经济完全独立、事业初步有成、自我感觉比较成熟的人，只占来访者当中的16%，而更多的人则在35岁之后，甚至40岁左右才达到这些目标。
　　“相比于前人，现在的职业人对‘而立’的理解更偏重于立业和立家，即事业有成和家庭稳定，而这些在现有的状况下，很难在三十岁时就同时达到。”可锐职业顾问事业集团首席职业顾问卞秉彬说。
　　由于学习期的延长和婚姻年龄的推后，对很多人来说，30岁才是进入社会的开始。根据可锐调研中心的统计，在来访者当中，22～30岁年龄段，未婚比例高达76%，而在30～35岁年龄段，未婚占到42%；即便是过了35岁，仍然有17%的人未婚。
　　这些人大多数是本科学历，有20%以上拥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即便是那些本科学历者，也在把握一切机会考研考博，或者进行MBA课程的学习。一个人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通常需要19年的时间，即大学毕业时已经到了24岁左右。再加上后续学习花费的时间，在30岁之前才结束学校学习过程的人，无疑成为当下的一种主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30岁只是刚刚开始。
　　人生的转折
　　尽管毕业和成家的年龄都还算比较早，周宣依然将自己归入到30岁才刚刚开始起步的人群当中。“这并不是说在30岁时，自己在经济和家庭方面还不能独立，而是说30岁之前，自己还没有人生方向，更没有满意的事业基础。”周宣说。
　　也正是在这个迷惘的关节，一件小事触动了他，并彻底改变了此后的人生轨迹。由于煤气紧张，周宣的单位是要按照级别分配煤气，处级干部可以得到两罐，而退休人员和普通员工只能有一罐。一个退休的老处长，为了多得一罐煤气，找到当年的一位下属去疏通，而这位曾经百般巴结他的下属却对此极为不屑。周宣看到这个景象顿时有些悲凉，他不愿意再熬30年，然后变成一个令人厌烦的老处长。于是他选择了离开。
　　离开单位，不仅仅意味着失去长久依赖的靠山，更是对自己多年来生活状态的一种否定。“辞职那天，感觉后背凉凉，觉得自己从此无路可退。”就这样，周宣告别了自己8年如一日的机关生活。
　　刚开始，周宣想从事学术研究，他来到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从事了一年多的社会学调查，并撰写了一本属于自己的著作。为了出版这本书，他来到北京，奔走于各个出版社之间，但等到的结果总是否定。一段时间，周宣的生活状态就是，每天从郊区的出租屋坐很远的公交车到国家图书馆，在那里呆上一天，然后再坐车回去，周而复始。每天都要为花三元钱坐更舒适的大巴车，还是花两元钱坐更便宜的普通车而做思想斗争。
　　在30岁时面临前途困惑的人实际上很多，从新疆到北京闯荡的沈克泉也有同样的感觉。30岁那年，他还“混迹”在北京电影学院那些考研者的大军当中。从小有着做电影人想法的沈克泉，也是在那个年纪开始了自己的新选择。
　　22岁，沈克泉从偏远的新疆阿克苏来到北京求学，经过两年的学习，沈克泉回到阿克苏，分配到一个事业单位。在当地，这是许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稳定工作。但经历了北京的繁华和朝气，这个年轻人已经难以忍耐那里封闭的环境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每天早上，我都有一种辞职的冲动，想着如何到外面去闯荡。”沈克泉说。
　　但是，孩子的出生让他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那一年，沈克泉25岁。“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我自己感觉还是个孩子，怎么居然已经有孩子了。”就这样，沈克泉耐着性子在那里呆了几年。
　　当时间的推移让30岁越来越临近的时候，沈克泉再也呆不住了，“如果这个年纪还是不能出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匆匆给单位写了一纸假条后，沈克泉就又回到了北京。在那里，他泡在电影学院听课、复习，一次又一次的去考研，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获得成功。
　　处在社会磨砺期
　　“对现在的职场人来说，28岁到35岁之间，不过是职业生涯的‘定位上升期’，他们一方面要寻找到合适自己发展的行业，同时也要经过5～8年的磨砺，以形成自己的‘职业竞争力’，而后才会真正得到稳定的发展。”卞秉彬在总结自己接触过的案例后说。
　　这个总结似乎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至少对于周宣来说，他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但具体到生活细节，这样的总结，又远远不足以概括一个人从迷惘向成熟的全部过程。
　　在出版学术著作的梦想破灭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生活现实带来的压力。周宣必须想办法找到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进入到出版行业，这个曾经的科级干部，拥有稳定的薪水和良好的福利，在这里却要从零做起。周宣还记得自己领到第一个月800元工资的情景，“从那时候，自己才感觉是真正步入社会，人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熟起来。”周宣感慨地说，那一个月的经历，竟然比在机关中几年的感受都要丰富的多。
　　幸运的是，周宣这次找对了路，他在出版行业的发展出乎意料的顺利，很快在所在的公司脱颖而出。没有几年的时间，这个曾经每月只挣800元的“新手”，已经拿到了上万的月薪，再后来，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一段时间里，沈克泉似乎也看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曙光。他对电影的执着态度打动了天山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沈克泉被调动到那里。在天山电影制片厂，他得以近距离接触到自己喜爱的电影拍摄。
　　从1995年到2002年，整整7年的时间里，他从场记到副导演，几乎担任了电影拍摄当中的所有角色，就是没有等到独立导演的机会。他甚至自己创作了一部剧本，但是由于缺乏投资，最终只能作罢。
　　从二十八九岁的青年，到三十五六岁的中年，沈克泉将所有对电影的激情投入其中，在看到希望越来越渺茫后，他选择了退出。“导演这个行当是很难有大器晚成这个说法的，可能不到5年时间就会有新一代导演冒出来，如果在将近40的年纪还没有做出成绩，退出就是明智的选择。”沈克泉有些无奈，但更多的是豁达，“年轻的时候能毫不犹豫地去投入到你最想做的事情当中，本身就是一种成功，所缺乏的仅仅是最后一个结果而已。”
　　40岁仍“在路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洪兵的经历远没有周宣和沈克泉那样波折。受家庭熏陶，洪兵自小就选择了以音乐为志向。很顺利，他在二十岁时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并在毕业之后进入到东方歌舞团工作。
　　小时候的音乐理想不出意外地都变成了现实，24岁的洪兵一下子成了“工作人”。这让他有些不适应，“工作人”这个叫法，在洪兵看来，是小时候自己称呼那些年纪很大，很成熟的人，而现在，这个称呼竟然落在自己的头上。
　　在歌舞团的最初几年，日子过得平淡无奇。洪兵的工作就是录音、演奏、编曲，而这些对科班出身的他，并没有太大的挑战性。这让他有些不满足，但究竟该向哪个方向发展，自己也说不清楚。
　　转眼到了30岁，那时候的洪兵，还是囿于歌舞团的小圈子当中，除了做好本身的工作外，并没有更多的想法。现在回头看起来，31岁应该是洪兵的转折点。这一年，他结婚，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也是在这一年，经他编曲并由郭蓉演唱的带有小提琴版的《红旗飘飘》在日本的97’Japan Open(日本流行音乐公开赛)获得了特别奖，之后又在哈萨克斯坦的Voice of Asia(亚洲之声音乐节)上获得三等奖。
　　由于作品获奖，知道洪兵的人越来越多，也经常会有一些演出团体及歌手找到洪兵请他帮助编曲，歌手田震、腾格尔、孙楠、谢晓东、孙悦、郭蓉、谢雨欣、“女子十二乐坊”“古典时尚”等都与洪兵有过合作。2001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李咏开始与洪兵有了来往，并请他为自己主持的《幸运52》制作栏目音乐。自此，洪兵一发不可收，从《正大综艺》到《大风车》，从《三星智力快车》到《联合对抗》，再到《非常6+1》《梦想中国》，由洪兵制作音乐的栏目越来越多,而由洪兵作词、作曲的《梦想中国》的主题歌《就在今天》现已是家喻户晓了。如今，这个平日总是在幕后的音乐人，也借着《梦想中国》音乐总监及《非常6+1》音乐指导的身份，在屏幕上频频亮相，成为广为人知的台前人物。
　　从1997年31岁时获奖，到2005年39岁时《梦想中国》开播，洪兵在这个年龄段中完成了自己原本没有想象的转变。“那时候，想着能做出自己喜欢的作品就算是成功了，但现在有了一个更广的平台，不但可以继续自己的音乐之路，还能够帮助更多的普通人来实现音乐梦想，两种成就感是完全不同的。”洪兵说。
　　即便是“而立之年”已经延期了十年，洪兵还是不愿意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目前的状态，“对我来说，还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如果‘而立’意味着一种定型，那我愿意说即便是现在已经40岁，也还没有达到‘而立’，我不愿用一种固定的发展方向来束缚自己。”洪兵说。
　　一个平和的心态
　　12月初，在自己40岁生日时，周宣找了很多朋友和同事共同来庆祝。在他眼里，40岁生日应该有个仪式，“因为它是个自我暗示，既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的总结，也要考虑下一个人生阶段的发展。”周宣说。
　　40岁的周宣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自己喜欢的事业，同时有车有房，有稳定的家庭和一个孩子。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周宣都已经符合了“而立”的标准。
　　但周宣并不这么看，十年间的变化，让周宣最感到有收获的是，自己在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时，已经有了一个平和的心态。同学聚会时，一个已是厅级官员的同学和一名成为博导的同学还在为处理小圈子里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而苦恼，并感叹离开这个小圈子又难以立足，周宣这个时候会为自己30岁时做出的那个选择悄悄地感动。
　　现在的周宣仍然不太满足于目前稳定的事业，他最新的人生决定是在合适的机会，再继续自己的社会学调查之路，“这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名和利的诱惑，也没有了当初的经济压力，只是为了自己的志趣。”
　　而沈克泉，在经历了做电影的失利后，毅然改换了人生的发展方向，他选择出国充电，继续学习了两年。回国后，进入了一家保险公司。现在，40岁的他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想，现在已经能为自己定下一个发展方向，然后为自己新的选择去努力。”沈克泉说。
    对于“三十而不立”，人们并不需要过分地在意，随着旧秩序的改变，“立”或“不立”的评判标准也逐渐多元化
　　“30岁我们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做不到是不是意味着一无是处？”   

　　越来越多的徘徊在而立之年的人们感到疑惑不解，如影相随的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不安定感和无法摆脱的焦虑。
　　依旧在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停下来看看自己身边的人——创业的人终究是少数，也未见得事业上有巨大的成功，还没结婚，也未有生育打算。大家的人生步伐似乎都放慢了，这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的高知识人群里似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写照，大多数时候，并非他们有意为之，但就这么一步一步蹉跎到了40岁。
　　被不确定感笼罩的年轻人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急速变革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使得无论是古代标准的成家立业还是现代标准的安居乐业都变得不再那么容易。”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告诉记者。
　　此刻，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结构与价值规范等很多过程还没有完成。人们在不断重构的进程中，产生了一种秩序的混乱的现实状态，人们焦虑且难以适应。
　　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个人没有择业自主权，用人单位也没有用人自主权，这种刚性的就业政策，从制度上否定了为形成资源有效配置所必须的劳动力流向机制。劳动者进入企事业单位，就等于捧到了“铁饭碗”，基本没有流动的动机。这种就业机制虽然使得劳动者失去自由择业的权利，但却规避了机会均等的竞争可能。
　　所以市场机制的就业环境出现后，激烈的竞争带来了不确定性，同时社会发展未定型性使得变化来得更加剧烈。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能干多久，担心明天就被炒鱿鱼；即使想辞职但为了房贷，还是要小心翼翼地做下去；外来人员的户籍问题十几年悬而未决，不知自己到底属于哪里。
　　心都飘着，如何立身。
　　“缺乏可靠与信赖的组织，归属感丧失，是当代人没有安全感和确定性的原因。”而同时他们又有着太多的自由和选择，很难确定工作岗位，找不到依附点，无法定性。结果往往变得无所适从，白白错过很多机会。”著名社会学家夏学銮说。
　　很多人时刻处在想跳槽状态，这一点似乎不容置疑。在市场形势变化很快的大时代背景下，跳槽也是一种变化，是以变应变的主动生活者，余下的则被动地顺应潮流变化。中华英才网今年7月做过一份5346人参与的关于跳槽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0.22%的人有跳槽的想法，这其中男性高于女性，大部分人跳槽的目的是为了“骑驴找马积累经验”或是“如果公司稳定我也不会这样”，而大部分人表示在一家公司待的年限最多为2年。频繁的跳槽是转型期人心浮躁的表现，很多人跳来跳去，转眼到了而立之年却还没有定下自己的发展方向，业绩的积累更是无从谈起。
　　夏学銮认为：“如果说经济风云变化以及经济危机频发，全球化的影响使得这种不确定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焦虑，中国急速的社会转型则使得这种焦虑变得更加严重。”
　　日益火爆的考公务员热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人们追求稳定生活的心理需求，2001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人数为3万多人；到2005年，这一群体达36.5万人，仅仅5年翻了10倍。10282个岗位平均每个有35人竞争，国家公务员考试已成为目前中国最艰难的考试。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伴随全国“下海”热潮，许多年轻人纷纷走出国家机关的壮烈场面。
　　据调查，针对“公务员吸引你的是什么”这一问题，53.3%的被调查者的选择是:工作稳定。
　　“‘三十而立’推迟的现象在独生子女身上会更加明显和加重，因为现在出现了一种青春期后移的情况。”对此，夏学銮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自1979年开始的独生子女一代，越来越多出现幼稚化倾向，表现为不愿意长大。因为家里没有其他孩子来取代他，所以老大受宠的地位永远不会被罢黜。“80后”的职场新人，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空间和竞争压力是他们的前辈所无法比拟的。而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没有经历过他们前辈所经历的那些磨难，抗压力能力相对较弱。当他们走上社会又正好恰逢就业日益艰难的趋势，而且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在一项对“80后”一代工作情况的调查中，68.3%的人对目前的工作状态并不满意，22.6%的人觉得还凑合，仅有10.1%的人比较满意。大多数人不满现状的理由主要集中在薪酬低、压力大、人际关系繁琐、上升空间小等几项。“80后”一代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代，是注定要承受付出转型代价的一代。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5年的一份针对31875名不同职业人士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是当前中国各年龄段中感受压力最大的人群。负责该项目研究的研究员陈龙认为，这些年轻人除面临工作的压力，还有成家、子女抚养和社会交往等诸多压力，另外他们也相对缺乏社会经验，应对各类情况的能力也不足。综合所有这些情况，年轻人群的压力最大。
　　婚姻稳定期推后
　　现实生活的种种触角也正在日益改变着一些大城市人的婚姻观，在高知识人群中对传统的将婚姻视作人生必经途径和幸福源泉持怀疑态度的人比原来多了，他们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育，这股趋势正向着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强制晚婚晚育政策时，知青返乡后的30多岁普遍婚龄的历史最高点缓慢上升。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认为,现代青年对婚姻,恋爱的质量要求高,婚姻父母做主的形式已经不多见。现代人希望找到事业有成,经济条件好的对象。而许多青年认为,自己工作不稳定,工作压力大,事业未成,难给对方一种安全感,因而不想过早谈恋爱结婚。另外,住房的不稳定感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双方感情上的不稳定。
　　高学历的女性在现代人的婚姻生育问题上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目前整个社会的婚庆模式都是男高女低，女性希望男性的学历、收入、身高都比自己略高一筹或是差不多，但男性未必要找这样的“三高女性”。这就出现了“三高女性”择偶困难的情况，这是世界性的趋势。特别是在社会改革的过程中，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下，对女性来讲，在应聘时往往成为弱势，许多企业考虑到经济效益和成本的问题，不愿意招聘即将面临生育问题的女员工，或者即使同意招聘，也会签定若干年不能生育的不合理条约。高学历女性本来工作年龄就比较晚，本身的独立意识使得其往往想有一定经济基础之后再谈婚嫁，同时社会交往范围和时间缩小，更加推迟恋爱结婚的年龄。
　　职业女性在职场竞争中必须面临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对北京1万名25～45岁的城市职业妇女的调查显示，有80.75%的女性认为自己由于社会竞争、婚姻问题、经济压力等种种原因，面临着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以至于在生理、心理上不堪重负。”2005年8月4日，在“继续95共谋发展”妇女论坛上，北京市妇幼保健院院长丁辉公布了这项调查结果。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认为：早婚和晚婚都会影响婚姻质量，晚婚的人往往因为年龄而降低择偶标准；而且年龄比较大的男女相互调试的可能性也比较少，双方已经定型，可塑性小，不太会改变自己，会影响到婚后的适应问题；晚育对于子女健康的影响问题就更不用说了，甚至有可能不生育，因为本身事业心较强，对生育的认同感就会减弱。
　　在家庭生活和工作状态的稳定性推后的今天，立或不立，也许并不能用外在的随时变化的标准衡量。
　　或许我们应该像《论语心得》的作者于丹教授所说的：“三十而立”并不是一种外在的社会坐标衡量你已经如何成功，而是内在的心灵标准，衡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一种心灵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一种自信和一种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