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讲述中国标准的故事——TD正传（连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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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会议
　　1998年1月，离ITU规定的提案截止日期只剩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ITU的期限而言，已经是迟得不能再迟的时候了。在3G技术评估小组的建议下，邮电部与科技部组织了三天的香山会议，让业界专家为中国3G命运出谋划策。
　　会前，对最终中国能否有自己的3G标准，很多人心里并没有底。
　　曹淑敏在会上代表评估组传达了ITU征集3G方案的时间要求及与提候选标准有关的事宜，她介绍说：“ITU为了最广泛地集中世界各国科研界的智慧，给各成员国无偿提供了模拟软件，该软件可以设定通信容量、运动速度、干扰、基站功率、终端发射功率等移动通信的要素，为判断某一项技术是否合乎第三代移动通信的要求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在座的各位专家只要有创造性的技术，都可以使用这个软件在计算机上进行检测。”
　　在中国科技大学朱近康、北京邮电大学张平、东南大学游肖虎等专家和科研院所代表发表了一些新见解和研究成果后，徐广涵以“科学技术研究院的高级顾问”的身份，代表邮电科学技术研究院介绍了以SCDMA为基础构建3G标准框架的设想。
　　李世鹤总结说：“我们这个方案最大的突破，是我们依据的不仅仅是实验室的东西，而是已经做成了活生生的产品，我们在重庆已经建成了SCDMA试验网，通过了邮电部的验收。在它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一些扩展，完全可以满足ITU对TDD方式的要求。”
　　这个设想立刻成为了专家们集中讨论的热点。
　　“想不到我国专家对移动通信技术还有这么多创新性的研究！”
　　“能不能组织起来大家一起提一个标准？”
　　“这个方案是有点新意。不过，ITU要统一全球标准，有欧美在前面，就算我们能提一个标准，不也是白提吗？”
　　“做标准可不是纸上谈兵，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做过标准，没有任何经验，单是那几百页纸的英文文本，谁来写？连怎么开头我们恐怕都不知道！”
　　专家们发表了种种感想，但总的气氛是鼓舞加怀疑。有希望提出标准固然可喜，但被采纳的可能究竟有多大，谁也不知道。欧、日、美的标准互不相让是事实，但看起来似乎怎么也轮不到中国。WCDMA、cdma2000都已经研究10年了，我们还是白纸一张！退一万步说，就算因为ITU难以摆平这些国际巨头，决定既不用欧洲的，也不用美国的，难道就会用中国的标准吗？那些国际巨头财大气粗，做WCDMA的几个公司销售量加起来比整个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多，我们拼得过人家吗？
　　第三天的会议规模小了很多，参加者是邮电部科技委和评估组成员，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是否向国际电联提交TD-SCDMA技术。时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的杨毅刚说明了研究院在3G标准上的“最高目标”与“最低目标”。所谓“最高目标”，就是提出完整的第三代的标准提案；所谓“最低目标”，就是努力将大唐的某些关键技术放到WCDMA或者西门子TD-CDMA上去。大家都感到，如果走“最低目标”，支持欧洲TDD提案对中国更有利，原因有二：其一，该提案与中国的主流2G标准GSM比较接近；其二，该技术与SCDMA比较接近。
　　有专家提出，李世鹤提出的方案还只是一个非常粗线条的东西，技术上也还值得推敲，离ITU的要求恐怕还比较远。也有专家认为，能提标准当然是个好事，问题是，现在TG81要的是一个全球的标准，你让大家提，中国能够提出一个能让所有发达国家接受的全球标准吗？
　　邮电部科技委的老领导宋直元说：“当然不可能！我是电联的顾问，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为了市场利益，所谓讨论技术实际上是为了市场，就算你的标准再好，他们也不会用你的。问题是这是一个机遇，我们如果有这个技术积累，为什么不提呢？”
　　李世鹤狠狠吸了几口烟，随手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的时候，烟蒂已经堆成一个小山了。
　　“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遇，一个在技术上摆脱国外控制的机遇。我们搞SCDMA，目的不也是如此吗？不是我个人要拿多少钱，要得到多少好处，是要让我们在国际上有立足之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我们很珍惜。当然，我知道，它的难度不亚于当初造原子弹。”他说。
　　“我插一句，即使不能成功，我个人认为，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至少我们可以积累一些与国际对手打交道的经验。”说话的是曹淑敏。
　　大家将目光转向宋老。
　　“我并不奢望将来全世界都统一到我们国家提出的标准上去，这是个幻想。大家提出了一些疑问，这并没错。不过，什么事都有第一次，我赞成研究院提标准，一定要提，中国移动通信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结果也可能不行，不行我们也会有一些国际方面的交流，你们不要有太多压力，不行可以退回来。还剩下6个月时间，拿得出来就上，拿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宋老一锤定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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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自己顶一下,看来没人喜欢这样的东东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