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干部的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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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国的领导干部处在微妙的环境中，一边是巨大的权力，一边是巨额的社会财富，中间是贫寒的自己。这里说的贫寒，是指一个领导干部靠其正当收入在这个物欲纵横的社会只能过上普通的生活。按照我国当前的工资制度，副总理级别年收入也就十一二万元，吴仪副总理都说，她一年的收入也就十一二万，还包括保姆费。在贵州，省长一个月的依法发放的工资及福利收入也就七八千元，地厅级也就五六千块钱，至于县处级的干部，工资福利加起来三四千元，至于更为广大的普通公务员，月正当收入也就两三千元。这样的工资水平，相对于这些领导干部接触的先富起来的社会上流阶层而言，简直羞于出口，说是贫寒毫不为过。

当前飞涨的物价、越来越高的物质生活要求，对每个人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人人都在唾骂金钱，可人人都在拼命追逐，更重要的是，权力和金钱对人有天生的吸附力，在我国“按权分配”的体制下，权力对金钱和资本有个巨大的凝聚力，领导干部被全社会赋予崇高的社会地位，领导干部往往是“时尚的引领者”，灯红酒绿司空见惯。

我曾说过，中国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富人，或者说是只有仍然贫穷的好人和已经富有的坏人。这里绝对没有仇富的意思，只是对我国资本家发家史的一个客观总结。领导干部身处资本和财富的包围中，一边是巨大的权力，一边是巨大的财富，中间是贫寒的自己。这个时候，让他们怎么平衡？毕竟，领导干部中真正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只是少数人，能有坚定立场的也是少部分人，大多数人也是普通人，我们不能对他们寄予过高的人格期望。在共同贫穷的时代，领导干部虽然掌握更为巨大的权力，掌控更为巨额的社会资源，但是刺激人的感官的东西是很少的，加上铺天盖地的大民主式群众运动，让领导干部不敢、不愿也不能腐败。

在今天，社会环境发生根本的变化。最根本的变化是我们正在努力的培育一个资产阶级。所以，领导干部的第一条路是成为官僚资本家。我们先看看先富起来，发了家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大家都知道，他们中真正是“勤劳致富”的，大概百有三五吧。而且，这些富人的个人能力是非常让人不敢恭维的，他们最大的、也就是共同的特点是：天不怕地不怕，无所谓良心、道德与法律。当平庸的他们不管用什么手段挖到第一桶金，都能得到社会——首先是政府的承认时，社会舆论已经到了笑贫不笑娼、说到忠诚就是无知、说到廉洁就是傻大的程度了，官员们怎么坐得住呢？他们也会心动起来，在他们看来，这些暴发户无论是学识还是见地都无法和他们相提并论，何况他们手中还有巨大的权力，只需要那么轻轻一动，他们就能成为百万级、千万级或这亿万级的富翁。于是，我国出现了第一批官倒，形成了中国第一批官僚资本家；随之而来的是国企“抓大放小”式的改制，集体乡镇企业的改制，其实，所谓的改制实质就是把公有制改为私有制，又形成了一批官僚资本家。大家看看，当年“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乡镇企业，现在都变成谁的了，这个问题就清楚了。领导干部蜕变为官僚资本家后，他们可能亲自出面，也可能是找到合适的代理人，自己当幕后老板。这个阶级是最可怕的，单独的资本和单独的权力都不可怕，二者本来是一对博弈平衡的力量，但官僚资产阶级却占有权力和资本，这才是最可怕的，他们很可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国的掘墓人，或者是颜色革命的主力军。

领导干部的第二条路是蹲大狱。这并非妄言，每年因为贪污腐败而下狱的官员还少吗？因为一个人进入领导干部这个阶层，就会发现共和国几十年创造的财富差不多都被官僚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瓜分得差不多了，他们心底是很不平的。而他们又无官僚资本家的经济头脑，不懂得当幕后老板，或者又有个小市民的贪婪本性的妻女什么的，自然就只会收钱了。这个群体，不仅损坏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也严重损坏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破坏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权力与资本结合”的规则，同时瓦解了官僚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根基——权力。因此，两头不讨好，关键是在官僚资产阶级面前，他们也像草节一样脆弱，因此必死无疑！

领导干部的第三条出路，是坚守普通的物质生活，积极行动起来，碾碎官僚资产阶级，迎来社会主义的灿烂明天。这部分人就是前面所说的“真正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少数人，“能有坚定立场”的少部分人，他们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他们入党不是为了一张当票，他们当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天下大同、共同富裕的宏大夙愿。他们受到贫乏的物质生活的影响，却不会被资本俘虏，公共权力在他们手中，成为制约资本这个怪物的利器，惟有制约了资本，依靠劳动力为生的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大家知道，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劳动力和资本，因此，参与社会分配的也就是资本和劳动力，在资本不受约束的情况下，依靠劳动力为生的人们只能靠血汗工资过极其贫苦的生活，一如今天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

至于成为官僚资本家的官员，总有一天要被清算，即使再喧嚣“不追究民营企业家（资本家）的原罪”，也不能掩饰他们的罪恶。形成这个阶级，是我党我国一直奉行偏“右”的政策结果，形成了今天无数的无法解释的大是大非问题。例如，一个国有企业的经理一个月只拿5千元，而同样规模的外资企业的经历可以拿5万元；如果不给经理5万元，他就会跳槽到外资企业，于是我们跟世界接轨，把国有企业的经理的月工资调整为5万元。可是，他的主管部门、顶头上司—国资委主任月工资只有5千元。再往上，国有银行的董事长往往拿数百万的高薪（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年薪446.18万元，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杨志威年薪561.88万元，两数字来源人民网），那么兼国家主席的胡总书记、国务院总理、政治局常委该拿多少年薪呢？五千万？五亿？还是更多？还有一个隐蔽的问题，今天的国企领导人往往就是有品有级的政府官员，他们往往还持有所在企业给予的所谓“奖励股份”这样的分化，就是中国社会分化的缩影。还有，我们一直强调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今天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宗旨，如果是，那为什么我们为资本家服务的时间比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时间多，为什么资本家养的狗都比普通市民吃得好喝得好？我们一直强调我党代表最广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为什么在平衡资本家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时，总是倾向于资本家？因而造成人民群众越来越严重的相对贫困？

这一切的根源，都源于我们改革思路，源于“效率与公平”的失衡，不改革、不开放绝对没有出路，关键是要看为谁改革、为谁开放，为了效率，我们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压制工人、让他们的工作比牛马的辛苦，让他们忍受非人的待遇。我们一直说，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可为谁发展生产力却从来没有提及；我们一直强调，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大力增加社会财富，可为谁增加社会财富也没有提及。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少的人占据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的人过着相对越来越贫穷的生活。

十七大报告中提到“提高工资在一次分配中的比例，效率与公平并重”，这样我们看到了希望，希望不要像“共同富裕”一样成为“空头支票”。但是，领导干部的这三条路将越来越明显的呈现在人民面前，走第二条路的腐败分子已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绝对死无葬身之地。但是走第一条路的官员——人民的大敌，官僚资产阶级——还隐藏得很深，在官僚资产阶的统治下，我们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都很难取得成功，所谓成功的时候就是人民群众进地狱的时候。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首先是政治上极端专制，他们深知政权对于搜刮社会财富的作用，他们主导的任何所谓的政治改革，都是向有利这个小群体的方向，对于他们而言，民主就是他们的天敌，因此他们不顾一切的压制党内和国内的人民民主力量；其次在经济上极端“资本主义”，通过使用国家权力保证官僚资本的垄断地位、保证资本在经济运行中的极端强势地位，是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在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阶段，国民经济只有增长而无发展，工人尤其是农民群体，正在重复欧洲工人200年前走的路。在今天的中国，不能说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占到了统治地位，但他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强势地位越来越明显。他们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走第三条路线的共产主义者的死敌。走第三条道路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让人民群众摆脱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奴役，因此，他们大力宣扬和发展党内民主和国内民主，让人民群众能真正主宰社会生活，离“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目标越来越近；资本在人民公共权力的约束下，成为可以驯服、能造福大众的力量。社会财富的消费和积累非常合理，社会财富分配比较公平，社会祥和和谐。

我想，第一条路和第三条路的斗争将左右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方向！

pioneer

搂住阿，文章出处哪里？感觉不生疏！！！[em01]

youngchen

为什么呢[em10][em10][em10]

steveniyang

全心全意为钱服务。

fxydbb

写得好哇，顶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em01]

heifeng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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