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放开二胎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的是立即全面无条件放开生育，并在生育率再次下滑到更替水平之际，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让中国回到正常的生育状态

  【名家/新秀】（财新特约作者 黄文政 专栏作家 梁建章）近期，媒体上又出现生育政策可能放松的新闻。国家卫计委在回应中称，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至于“完善生育政策”的思路和方案，卫计委正在组织调查研究。社会普遍关注的是，“单独放开二胎”或者“全面放开二胎”是否将实行。那么现在是否应该放开二胎呢？

　　实际上，由于长期实行生育限制政策以及一面倒的宣传，中国社会对维持正常繁衍所需的生育状态的预期已经被严重扭曲。根据性别比和女性年龄别死亡率，中国的生育率更替水平是2.2，也就是每对夫妻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最终不衰减。但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生育率已降到1.18，即使考虑到15%的漏报率，生育率也仅有1.4；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抽样调查生育率更是低至1.04。即使生育率处于1.4，那也意味着每过一代人（25至30年），中国出生的人口将减少36%。

　　可是普通民众经常看到身边有三胎甚至更多胎的例子，并不觉得生育率会这么低。对于这种错觉，可以通过一个假想的例子来澄清：假如75%的夫妻只生一胎，另外25%生三胎，那么平均的生育率也只有1.5，明显低于更替水平。但从直观感受来说，大家会发现身边有50%的孩子来自于三胎家庭，到处都是超生家庭的孩子，怎么也不会觉得中国生育率太低。这种错觉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的，其原因是来自多胎家庭的孩子有更大的概率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这个例子也说明，如果现有生育政策仅仅调整为“放开二胎”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甚至当周围有一半孩子来自超生家庭时，生育率才仅有1.5，这还未考虑剩男剩女，丁克及不孕不育的人群。实际上，一个正常繁衍的社会是需要很多三四胎的孩子才能弥补一些家庭的无子或者一胎。何况，现有大量农村人口按“一胎半”政策本来就可生育二胎，现有政策放宽到普遍允许二胎，对于这部分人群的影响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将生育率提升至能够保持人口均衡稳定的水平。

　　由于人口依然在增加，而且还会持续一些年，因此有人认为不如等人口停止增长再放开。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人口的变化有极大的惯性。现在人口增长的原因是，虽然孩子很少，接近生命终点的老年人口也不多，只是中青年人口较多。等到60后开始老去，中国人口将急剧衰减，持续时间将持续几十甚至上百年。根据最乐观的估算，即使2014年完全放开，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从2030到2070年，每年也都将减少上千万人，40年内减少40%以上。这种衰减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空前的。与此相比，过去20年遭受所谓人口衰减灾难的俄罗斯人口下降不过3.4%，扣除移入人口的自然下降也不过7.8%。

　　人口衰减直接表现在年轻人口的快速减少，在未来10年，20-25岁的年轻人将减少42%。不过，年轻人口减少带来的不仅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最终也会带来需求乃至工作机会的减少，所以劳动力市场在经历先期短缺之后还是会趋于平衡。但是，远比劳动力暂时短缺要大得多的灾难是人口规模持续性的急剧萎缩。在此过程中，消费和生产将同步下降，除了殡葬、医疗、养老等，几乎所有的行业都会成为夕阳行业，投资意愿低迷，基础设施将因为缺乏动力和财力更新而日益老化，创新和创业活力大幅减缓。过去30年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中国将退化成一个暮气沉沉、江河日下的社会。

　　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镇化的作用外，人口衰减带来的将是人均GDP下降，因为人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由于规模效应和结构因素使得人口衰减对分子的作用更强劲，更持久。长期低生育率被认为是日本经济长达20多年的停滞的根本原因。人口持续性急剧衰减的最终后果是，中国国力衰退，中华文明式微。

　　由于人口从出生到成长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生育率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会有几十年的滞后期。中国过去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受益于早年出生的大量人口。高生育率实际上是在积蓄能量，而低生育率则是在释放能量。生育率从高到低，积蓄的能量得到释放，推动经济发展。但长时间维持低生育率则是在不断地低效释放能量，更是在耗费发展的后劲。

　　有人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导致人均资源太少。但这是一个误区，因为世界人均资源会被极少数国家拉高，使得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要远少于世界平均。实际上，在耕地、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几乎每一项自然资源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占有量都处于世界中间甚至靠前的位置。除耕地外，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总人口都不到世界50%，而且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比低于中国的国家更发达。耕地不足，淡水危机在中国早已耳熟能详，但权威的报告却显示，中国的耕地和水即使在人口峰值也足够。靠减人来提高人均资源是在削己足适他履。

　　那么减少人口是否可以缓解资源压力呢？实际上，生活和生产方式对资源的影响远远大于人口政策。比如，中国2011年的能源消耗量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400%以上，如果没有1980年后的生育限制，即使按最夸张的多生4亿人的估算（国家统计局的估算不到2亿），相对幅度也仅30%，这对自然资源的压力远不及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为了经济发展能够接受能源消耗增长400%多，那强力限制生育来避免人口多出不到30%又有何意义？而且，如果把与限制生育同样的力度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能够节省的程度可能远大于30%。

　　而且，资源的价值在经济中的比例其实很低，甚至越来越低，现在不到5%。试想，电视、汽车、房屋中资源的价值占多大比例?看病、旅游、上学又消耗了多少资源? 一种资源若因稀缺变得太贵，即使没有替代品，人们也会改变生活方式，把它从经济循环中排出，影响对全球是同步的。中国控制人口其实以自残的代价为他国节省资源，并降低自己的规模优势，让后代在未来资源市场上处于劣势。

　　有人担心人口庞大导致进口资源太多。但这其实是中国的进步，说明人口的规模和集聚效应所提高的效率超越了进口资源的价值。经济越发达，人的贡献在经济中的比例越高，以致发达地区大都是输入资源的人口集中地。即使欧美的先进也并不是因为其资源丰富，而是它们人口密集地区的公司、大学、基础设施的进步。资源丰富当然利于国家安全，但维持安全的关键是发展经济，厚植国力，强化国防。减少人口却是适得其反，更是让一个以人的创造为主的经济向出卖资源的低端方向退化。

　　无论是双独放开二胎的效果，东亚各国的经验，各种城乡生育意愿调查，还是低生育率下的生育行为分析都表明，中国已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比如，甘肃省在2002年双独放开二胎后三年，仅有六对夫妻申请了生育二胎；新疆奎屯市双独放开九年，仅办理一例。这种双独少生并非特例，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还有，高生育率惯性下，降低生育率马上就能缓解抚养压力，但像我们这样把低生育率持续到老龄化开始导致抚养压力上升的阶段，提高生育率短期内反而是加重压力，其缓解效果要二三十年后才能体现，所以低生育率的惯性比高生育率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应对。

　　如果全面放开生育，出生人数会有多大的反弹呢？目前泰国和越南的生育率分别为1.58和1.82。无论是人类发展指数还是人均GDP，中国都高于泰国，更远高于越南，在没有生育限制的情况下，估计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不会高过1.7。考虑到完全放开生育后，还存在补偿生育，即过去因为限制没有实现，但放开后将实现的生育。为了估算补偿生育率，把1980年以来实际生育率不足1.7的年份补至1.7，得出当年因限制未实现，当前还愿实现的“遗憾”生育意愿。由各年份和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可得出2014年的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再按各年龄的剩余生育率分布将“遗憾”生育意愿分配到未来年份，扣除届时年龄的不孕比例，再按年份加和得出未来每年的补偿生育率。

　　该方法倾向于高估全面放开之后的生育水平。第一，对无限制的正常生育率采用了很可能高估的数值。第二，未考虑节育因素和考虑剖腹产对生育的短期抑制作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中国剖腹产比例在2008年就达到46%，为全球最高。第三，没有考虑城市长期一胎化政策导致的把少子化当成正常生育状态的观念因素，也没有考虑低生育率陷阱。

　　根据上述方法估算，如果在2014年完全放开生育（不只是放开二胎），在2014至2018年的生育率分别为2.3、2.1、2.0、1.9、1.9。如下图所示，完全放开后，新生儿数量将从2013年的1600万，反弹到其后5年的2600万、2300万、2100万、2000万、1900万，即使2014年的峰值也要低于1990年的2900万的水平，相对反弹幅度略高于1980年代末期的生育高峰，但要远小于1960年代的生育高峰。

　　相比之下，新加坡在1987年的生育率为1.62，1988年从控制改为鼓励生育，其后5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96、1.75、1.87、1.77和1.76，反弹幅度远低于我们对中国完全放开后生育率反弹的估算。台湾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不仅没有任何生育限制（相当于放开无穷胎），反而鼓励生育，也没有经历过大陆城市普遍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只是人类发展指数比大陆领先，但生育率在2012年只有1.10。

　　如果采用分年龄逐步放开，如在2014、2015、2016年分别只允许36、32、28岁及以上女性在原来限制之外生育，此后则完全放开，那么2014年放开后5年的新生儿数量分别是2200万、2200万、2200万、2000万 和1900万。但这种逐步放开毫无必要，因为这样做的唯一好处是让2014年放开后反弹高峰略低一些，但却增加执行成本，并可能造成未来更多不必要的遗憾。在中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情况下，更多一些小孩将成为未来的一副良药，短期内也可以拉动内需、提振信心。

　　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几年之后，新生儿数量又会雪崩式地下滑。原因除了生育率在补偿生育结束会回落之外，是育龄女性急剧减少，这背后是1990年代生育率快速下降，导致90后母亲在不到10年会减少约一半。这个大滑坡将严重恶化老龄化程度，加剧未来人口的衰减。如果其后不大力鼓励生育，所谓维持人口和社会均衡发展的愿望将成为泡影。

　　实际上，放开二胎的政策期望并无任何科学根据，只是人们对现行生育限制政策的心理上的折中。因为在中国，特别在城市，人们已经把一胎或两胎当成正常，远未认识到这已经距离人类正常繁衍所需的生育状态有多么遥远。在中国生育率已经处于如此低水平，而且在放开的补偿反弹之后，几乎没有可能维持在替代水平之上的情况下，放开二胎相当于对一个血压极低的人去把降压药减半。

　　因此，在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时，放开二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立即全面无条件放开生育，并在生育率再次下滑到更替水平之际，像几乎所有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一样，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让中国回到正常的生育状态。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超过20年。除中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之后仍然限制生育。完全放开生育不是极端的建议，而是维持民族繁衍，确保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最终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