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和谐社会”梦必须先从共同富裕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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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人们关注一个事情只愿意用一段很短的时间，而一旦新的东西出现时，人们的目光便要随之发生转移，否则久了便会产生厌烦，对物品是这样，对精神层面的社会话题也是这样。这未尝不是一个优点，因为这正好促进社会不断的出现新的事物，满足人们的求新追异的需求，因而无形中成了促进社会发展的一大动力。外国人如此，中国人其实也是同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发展，中国的话语主题已是几经更换，近来，一个词语“和谐社会”频频出现在各类媒体上，显示其出已成为新时期话语主题中心所在。话题反映的是社会的关注点，是社会所要实现的目标，解决的问题的关键所在。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问题，特定的矛盾，因而就有了其特定要解决的任务。所以也就有了其特定的话语主题，时代发生了变化，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自然要随之转移，如果话语主题停滞不前，则说明社会发展的滞步不前，因为其所要完成的任务并没有实现，还在影响着社会，人们自然要关心，而话语主题的转换则彰显时代的变化。近二十余年来，从先富论，共富论，崛起论，再到今日的和谐社会论，先后登场，正在另一个层面显示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之程。我们如果从次序上来看，后者显然是建立在前者之上，没有前面问题的解决，后者则是空中楼阁，正是前者结出的成功之果，才使得人们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话语主题的转移反映了社会的发展拾阶而上，循序而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了更高要求的话语主题出现应该是一种可喜之事。

话是这么说， 但是尽管从先富论亮身到现今日的“和谐社会”登场，中国已经经历了不同的话语主题时代，而具体到实践上却很难说中国已经走完了前述不同的必经历程，正跨上“和谐社会”的台阶。先富时代肯定是实现了，邓小平二十年改革的确使一部分人甭管用什么手段吧抓往了耗子，富裕了起来，但接下来的“共富”这阶却难说是走完了。收入差距几乎位居世界前列，怎么可以说当今的中国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呢？至于崛起，则是要选择一定的角度去看。如果从政治角度上讲，中国在二战后期就已挤身世界四巨头之一，文化大革命时期，百业调敝，但依然身处三甲之列，真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无论穷富，它人都无法小看。所以今日之崛起显然应该指经济层面。中国的经济在过去非常落后，可以说人民食不裹腹，衣不遮体，是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追赶世界先进的步伐，作为落后者，其前进的加速度肯定要比许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国家快，因而中国显现出了崛起之色。但是中国人需要清醒的是，中国时至今日崛起到什么程度上呢，以至于居然使某些西方人谈华色变，并因此而产生遏制之心。其实现实中的中国与舆论中的中国相差甚远，我见过许多报道，分析认为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例如日本、美国等距离依然相差千里，现在在中国数得上的知名大企业其技术水平竟然还不如日本马路边上的普通作坊工厂，除了会想法设法问政府张口要钱，别的什么都不行；这些年中国的教育可以说取得了大发展，但刚好达到了邻国日本八十年的水平；中国人的平均收入看似和日本上世界六十年代的差不多，但这是以美元不变价计算的，时隔几十年，美元又贬值了多少，人们心中都有数；说是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2000年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现实中，人均生活费每日低于一美元的家庭又何其多也！可以说低于小康水平的中国家庭依然是占据了大多数。但是如果拿另外的几个指标来对比，比如说艾滋病增长量，环境污染的程度，每年抓往的贪官污史的数量等等，这些方面它们倒是大大不如我国的。几番对比，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国虽小有进步，但究境进步到什么程度心里有了底。如此的中国，凭什么可以张狂？打开《参考消息报》，满眼都是外国人对中国的称颂之词，仿佛今日之中国已是世间之天堂，一时间反而是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并没有看到中国的进步，反而是旁观者清，看的更全面。但是时间长了，从更多渠道知道了更多的老外对中国的看法后，就忽然明白，原来参考消息作为官办的报纸，它就尽可能把说中国好话的文章转载过来，而攻击中国，说中国坏话的它自然就不会刊登了。原来如此！为许多人喜欢的报纸实际上同其它报纸都是一丘之貉。对此人们只能是无奈。我想如果到了那个时代，报纸杂志电视上都以挑政府的毛病为能事，读者也以看到社会的丑陋为快事，那现实的中国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美好的国家呀！健康的体魄在于对疾病的排除，而一个有一点小病出现就会被发现并公之于众，那健康自然就有，而对弊病千掩百盖则正是大患降临的原因所在。

过去所要实现的重大任务并没有完成，但是喝望能有所成就，有所突破的政治家们已是无法再等待，他们已经为中国的未来提出了新的构想，期待中国能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和谐社会”即是这一构想的核心内容。对于这一理想有很多人予以积极呼应，我们对此当然能够理解。说实话，作为华夏子孙的一员，我也很希望中国能步入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官民和谐，穷富等社会各阶层和谐，城乡和谐，民族和谐，家庭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与其它国家也和平共处，没有矛盾，人人幸福与知足。如果中国能进步到这一层次，我等真是也不枉为中国人一场。但是，依照我对当今中国的了解，以为所谓的“和谐社会”对中国人而言，只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和谐社会，将是中国人又一个难圆之梦。

之所以迎头给其一瓢冷水，以为其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根据在于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本性决定了我们的这个社会并不能实现和谐。

要想实现人与人间的和谐相处，是有一条社会条件的，而其前提条件乃是社会平等，如果人与人间根本就不平等，那么处于不平等位置上的人们内心就难以平静，就会对社会产生不满，如此，何能维持和谐呢？再好的社会，只要有利益的分割，必然有利益的相异，也就有了产生矛盾的可能。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不在于其有否这种矛盾，而在于其能否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处理矛盾，如果偏向一方，社会正义丧失，那么受到压迫的一方如何能够心平气和心甘情愿的接受压迫呢？在一个社会，如果有人胡作非为，可以采用不当手段获取大量不法利益，而更多的人却是连最基本的利益也能以得到，试想，无法维护其最基本利益的人肯定会不会赞同前者，尤其是前者非法利益的增加必然导致后者正当利益的丧失这样的因果关系形成时，对前者不满肯定大了。社会是差别社会，不能是平均社会，否则就没有人愿去努力，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但是如果差别过大，以至落后者根本上就没有任何希望赶上为，可想而知，其对社会也同样抱以绝望，它如何不希望一个新的社会产生呢，所以对这些人予以帮助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平等公正正义以及对弱势群体和落伍者必要的帮助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要素，那么一个社会是什么在决定这些的有无及程度大小呢？那就是政权，因为只有在社会利益的分配中处于轴心支配地位的政权，才能有力量也才可以运用其所拥有的力量来对利益做分配，从而决定这些要素的有无和大小。如果政权该意要维护一些人利益，自然这些人就得到更多的利益，相对，其它人就要丧失相应的利益。而规定着政权做何种分配则在于政权性质，即国家的性质。国家的性质由政治制度所规定，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的人们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如果政权为少数人控制，当然的，受少数人影响，所心更愿意为这些人服务，将这些人有意无意的置于一个较优越的位置，在这些能影响政权的人与圈外人的利益博弈中，也当然的趋向这些人，正义的天平就要发生倾斜，但无可避免的是社会的不和谐就要随之而生。

所以社会和谐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能否使政权也即国家机器不为少数人所影响而是为绝大多数人影响，不能为极少数人左右，而为绝大多数人主导。少数人操控国家机器的政治体制即为专政政治，因为大多数人实际上都被专政，相对的，国家机器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已成为公共的服务机器的政治形态即为民主政治。在以往，所有的国家都是专政国家，而进入现代以来，大多数国家至少在形式上进入了民主时代，不过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一些国家仍然只在形式上获取了民主，而实际上政治只为少数政客把持，人民依然不能当家作主。

就我们中国而言，不能回避的是依然是一个少数人当家作主的专治国家。尽管在主观上，其是愿为绝大多数人做政治上的牛马，但在客观上，由于它坚持一党独大政治，而将更广大的人民排斥在外，结果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只可能由数人掌握政治的专制国家，而那些实际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人们的基本利益不能保障就可想而知了。正是因为这个根本因素在作怪，所以我国就成了今天极不平等，又不公正，弱势群体也没有得到有效扶助的社会了。

社会不平等的现象那是随处可见，这些不平等尽管多成为老生常谈，但是只要这些不平等还存在，那就有继续关注的价值，话题就不会过时，因为人们只所以议论它，是希望能够解决它，但是如果问题还摆在哪，就说明还没有解决，人们自然还会关心它，就如身上的病痛，一日不除，人们就一日不能将其忽视，就得继续寻医问药，不能因为时间长而对其厌烦。明显的不平等表现在：

其一，就业上的不平等，不要说以前国家安排工作岗位根本不考虑农村人，就是到了现在依然是城里人被摆在突出位置，考虑城镇下岗人员、城里待业青年，而对于拥进城里寻找工作机会的农民，则视为洪水猛兽予以围剿，皮鞭棍棒相侍，胡温上台以来，不可否认民工有了大大的改善，但也不能否定的是民工们虽然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就业环境，他们只能在被官方被称为非法劳务市场里谋生存、求发展；统计失业人数时，至今也不愿意把实际上并没有工作也需要工作的农村劳动力算进去，所以中国的失业率在世界上排位很低，但实际上却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失业群体；

其二教育上的不平等，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得到国家的教育投资那是极不一样，而且中等和高等学校录取上也刻意制造不平等，结果，许多高出城里学生考分多达百分的青年因为达不到当地的分数线只能流落到城市去当盲流，而因为获得优待即使是分数很低的人也照样得到继续教育的机会；

其三待遇上的不平等更是可见，同工同岗不同酬现在反而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不要说正式单位了，就拿北京扫马路的环卫工人来说，外地的人有，本人也有，但二者待遇却是相差甚远。外地的一个月四伍百元，没有福利，没有劳保，而本地人则是一月一千多元，福利三险一样不缺，少拿钱者不是说要相应少干活，实际上却要比多得利者要多干的多；

其四得到国家投资不一，城乡间，地区间得到国家资金支持的数量有天壤之别，这是造成收入悬殊的主要原因；

我们从以上几点不难看出我国之所以发展如此不均衡，乃是政府在过去所持的国策推行的结果，而这样的局面无疑会导致人们心态的不平衡，不过却并不会直接导致社会严重的矛盾，直接的对抗。因为给不同群体不同待遇实际上是将公民等级化，受到歧视的人们因为是受到歧视的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所以尽管在它认识到这是一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后，可能产生不满，但也不一定出头去争取公道，一则因为这一群体在传统上本来就是地位低下，一贯受到各阶层的歧视与欺压，再则整体上能力低下，又是一盘散沙，只要还有一碗饭吃，人们就苟且偷生，不愿意去冒政治上的风险，所以即使人数众多也是无法形成有效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大家都认命了。既然别人不说，自己又何必多事？

在当前社会，使社会很容易陷入直接矛盾对抗的是当前的政治制度。当然前述不平等社会的形成也是政治制度使然，但是这样的政治制度另外所产生的一大严重弊端却是导致社会进入严重不和谐的主因。正如本人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中所说的那样，现行政治制度由于采用专政体制，结果就必然的使现行政治机器成为为少数特权阶层谋取私利的工具，尽管违反了开国者的本意（因为这些人之所以要奋而起来造反，理由正是如此），但是历史的船头常常会发生逆转，不觉间，历史的政治列车又驶上了过去的轨道，对此，当政者自己当然绝不承认，但是你只要采取这样的模式，那就必然要表现出这样的属性，岂又为谁个人所情愿与不情愿。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国家机器依然是少数谋取私利的工具，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可想而知，在基本权益难得保障的普通民众和通过各种不法手段凭借腐败的国家机器而捞得千万资产的富人阶层之间，在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的社会和谐？！

现实的中国，虽然没人再提及阶级压迫，但是，在实际社会中人压迫人却是随处可见，只不过，并不是以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来表现的，即马克思所说的剥削压迫被剥削阶级，而是特权阶层压迫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其工具当然就是国家机器。

这一点通过大量民众上访最能表现出来。

在今日的首都北京，每天都有数千位上访者，可以说他们全都是受压迫者，因为特权阶层通过国家机器压迫了他们，而他们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找回公道，所以在绝望之下只好勇闯京城，希望国家的高层领导能维护正义、主持公道，帮他们找回受损的正当权益。

假如他们虽经千辛万苦但最终能得到帮助，正义最终得到伸张，倒也好了，说明社会还有正义的防线存在，司法系统既使不能维护企码的公平，还可通过政治层面进行最后校正，避免国家机器非但不能维护公平反而制造社会矛盾的不应有之事，但可惜的是，尽管有人能得到这种幸运，但绝大多数人却只能在失望中继续苦苦等待，自己都不知道等到何时。在京城里，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们中有的虽然已是跑了很多年，仍是无望，却因为正义所在而不愿放弃，仍是在苦苦等待希望。

山西临汾上访者李沛就是其中的一位。尽管其拿着很厚很厚的一大­材料，但略略看后发现案情其实很简单。其于93年响应其所在单位临汾金属结构厂集资建房的号召，同许多职工一样筹钱向厂方预购了两个单元，同厂方签了购房协义，并于98年在结构完工后他们对其进行了装修，等待办房产手续。但不想厂方领导私下里又将楼房出售了一次，将其卖给了明知楼房早已有主的中保人寿保险临汾分公司，通过关系还为其办了房产证，政府专门为此发了文件予以确认，结果引起了房产纠纷。早已付过钱的职工张七平、张香菊、单树华、卢晋平、李仁杰（即上访者李沛之父）在得知自己的房子被厂方偷着卖了之后，遂起诉到尧都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政府部门颁发给第二次购买者的房产证，法院予以了支持，认定了政府违规，厂方二次出售违法。第二次购买者不服，起诉至该市中级人民法院，但中法支持了原判。事情到此本应结束，但是有官方背景的厂方领导通过向中院行贿（上访材料称相关执法人员收了其手机三部），使案情发生了逆转，在接下来的民事判决中，该院无视自己早先做出的判决，竟然认为张等职工违法，并限期他们搬出。张等只好向山西高法上诉，但高法终审判决不予支持。几万元钱对有钱人而言可能并不在乎，但是对他们这样的低收人而言，乃是一生的血汗，他们理所当然的不肯认输，他们向各级人大政府协投诉，希望得到支持，但是在财大气粗而且有着官方背景的特权人士面前，却是碰得头破血流，地方上没有人敢为他们说话。这期间，发生过不明身份的人去抄他们的家，大量财物被掠走，一些人员遭到严重抠打，有的甚而被活活打死，李沛之父及其女儿被公然绑架，至今不见踪影，案发生他们立即去派出所报案，警察在受到压力之后竟然不予以立案；法院强行将他们的财物搬出楼房后，被掠走的财物大量遗失，至今也无人对此负责。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对地方绝望了，只得共同委托李沛来京上访，期望能得到公正的解决，维护合法的利益，但是同其它人一样，很失望呀。去年高层曾放风说十月份前解决上访问题，她听说后立即赶来，不期几个信访部门照样相互推脱，她只好横下一条心直接到玉泉山某重要中央领导人住地去伸诉，于是有了眉目，被山西地方当局接回到临汾，等待解决。她满以为这次可以讨回公道了，但是依旧在拖着，还是无人过问，无奈，只好再次进京继续上访。

李说，如果这次还是不行，那她就不再作好的打算，她就准备用炸药去对付那些坑害她的人，并且要将楼房一齐炸毁。我们当然不希望那样的镜头出现，而是希望她理智的去进行着维护她们绝对正当利益的斗争，可是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司法系统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整个国家制度的问题，在一个国家机器本质上就是人压迫人的工具的社会里，我们能为她划一什么样的理智之道可以让她找回公道呢？说实话，我也茫然。虽然我一贯相信正义必战胜邪恶，但对于正义的光芒能否最终照耀到她那忏弱的身上，我实在不能知晓，因为我对当今维护正义的这个体制那是更没信心。

李仅是京城成千上万上访人中普通的一员，在众多上访人中，比她还要不幸的人那是多了去了，从他们遭遇上，我们不难看出当前的中国实际上是多么黑暗！表面平静的中国，的的确确有其极不和谐的一面。读了他们的事迹，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上访，也想到了一些上访者为何越发不耐烦，有的要往金水河里跳，有的偏要到天安门广场搞爆炸，有的有意劫持人持，目的仅是想引起记者关注……

他们的大量出现，说明了社会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只有到了没人再直上京城上访的时候，才能说明社会已建立起了一个真正化解矛盾，维持正义的机制，社会和谐才可能因此而展现出来。这有待于制度体制的发生革命，而绝对不在于强行的“消灭”上访者。现在一些领导将目光从问题本身上移开，反而盯到了人身上，认为这些上访人是麻烦的制造者，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因此先是糊弄他们，欺骗他们，不行了就千方百计的阻拦他们、堵截他们、压制他们，对不肯屈服者进行抠打，变相囚禁，甚而强行送进精神病医院或者劳改队，这些做法与应该做的，正相背而驰，只能使社会更加不和谐，而绝不可能靠高压手段得到真正的和谐。

不要期望那些受到迫害的人不会产生不满，主动放弃抗争，许多人只要有正义存在，就义无反顾，甚而以死相争，并不肯屈服。

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把社会和谐者寄托在那些上了当受了骗挨了坑受到压迫的人自我

放弃抗争是不切实际的，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而只有放弃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一过时之理念，而将国家改造成全民服务的公益机关，使国家是全体人的国家，而不再是极少数人的国家，国家机器才不会沦为部分人压迫多数人的暴力工具，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才会被切除，才能做到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治才能真正实现，正义因此就会得到声张，不法因此必然得到惩处，公平才得以宣扬，因而才有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各得其所，和谐局面才会产生。否则只能是一场空想。

因为中国现行的国家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和谐社会理想只是一场难圆之梦，但这并不是说和谐社会对中国人而言是永远是空中楼阁，高不可攀，中国人永远达不到这个境界。

如果不将理想绝对化，其实，中国在其历史上就曾有多次的和谐时期，几乎在每一个王朝都有其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人民安居乐业，一派国泰民安的时期，汉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等到现在还为人们乐道。社会和谐是治世的表现，但可惜的是好景都难以长久维持，过不了多久，社会就再次滑向蛮乱，社会矛盾逐渐激烈，终至不可救药，维护秩序的政权崩溃，新的政权出现，于是社会重新走向振兴，新的景象开始出现，社会渐渐走向安定时期，相对和谐局面再现。然而新的王朝依然无法避免社会再次陷入严重矛盾之中，像上一个王朝一样，在经过它的繁荣时期后又渐渐走向衰败，最终在激烈的社会矛盾对抗中瓦解，继而新的王朝出现，但新的王朝同样的无法逃脱宿命，它的历史只不过是在重复着前者的故事。这就是所谓的一治一乱，治乱循环，中国的历史就是在治乱中循环而进的。

中国人可以得到和谐，但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长久的和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所采用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历史只能是治乱循环，而不可以长治久安，将繁荣进行到底。传统的政治体制即是专政政治，专治国家的本质必然是少数人剥削压迫奴役多数人的工具，所以从本质上而言，不能形成和谐的社会。不过每一个王朝之所以都有其相对和谐时期，原因在于其新社会的建立几乎都是在原有旧社会被极大破坏的基础上，两极严重相对的结构不再，资源需要新的分配，财富需要重新积累，在这个新建时期，大家几乎都是重新起步，从零开始，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财富处于增加之中，经济日见繁荣，因此社会矛盾较小，盛世出现。繁荣到达一定地步，支持其经济发展的生产力不再增加，或者说是增长力极为有限，所以经济总量的增加缓慢，而人的欲望是无度的，大家都想增加财富的结果就是相互争斗，即将别人的财富归为已有，结果必然是那些有更有钱有权有势有能力有手段的人胜出，更加富有，而无钱无势无能的人在博弈中败北，越发贫穷，两极分化就日益明显，并且距离越来越大。在这时际，为了维持社会的长久利益，客观上就需要维护社会的公平，防止权势阶层对下层人民进行压迫和盘剥，并且尽可能对在竞争中落下马的人进行必要的救济，以保证社会在整体上能够继续前进。尽管有这种必要，但是国家的本性决定了国家机器非但没有这项功能，作为权势阶层压迫弱势人群的工具，只能是助长着两极间的分化，两极对立越来越明显，结果也就使社会矛盾越来越烈，人们对社会也就越来越不满。政权只能加剧矛盾而无法调节矛盾的结果是在终于再也无法继续分化下去的那一天，为满足社会继续存续下去，就必须将形成的两极对抗的秩序破坏掉，为此推倒维护这种社会秩序的政权就是历史的需要了，历代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此，如果不是到了社会无法再继续运行下去的地步，一人高呼，万人响应的局面就不存在，自古以来，有家有产能过上正常日子的人有几个无端去造反呢？推倒旧政权为社会存续所必须，但是，在推倒旧政权后中国人总是选择了这样的政治体制，结果总是无法绕开历史的宿命，总是治乱中循环徘徊。

这样的镜头可不能再重演了！

假如中国再遭大劫难，那与国外的差距就会被拉得更大，开除球籍并非是一派胡言。试想，假如中国再遭劫难，以至沦落到邻国阿富汗一样的地步，那在国际上还会有什么地位可言？

现代的中国人应该决心走出恶性循环的治乱轮回的怪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应该有理想，也有充分的理由去追求更高层次的更有质量的社会和谐，那就是永远的社会和谐，长长远远的国泰民安！一时繁荣无济于事，中国人应该决心将今天的繁荣局面坚持下去，坚持一百年，一千年！而绝不可仅仅满足于一时的安稳。

中国历代王朝的社会矛盾激发在社会往前发展的步伐停滞之后，有些人或许以为现代科技一日千里的速度使得今日之中国可以实现经济无限增长，而不会停下步伐，因此大中国的大饼始终是增大之中，各阶层利益的增加可以依赖于新增值，因此特权阶层与弱势群体间的矛盾可以被限制在一定的界限内，不至于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此乃是天真的想法。想想看，像日本等这样科技极发达的国家都会出现经济停滞，中国凭什么以为自己的未来就是一马前川，风光无限？而一旦中国经济陷入泥潭之际，那处于这样一个体制下的中国其噩梦就将开始。

中国人当然要遏力避免这样的不幸局面出现，追求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千年的繁荣，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千年太平千年繁荣的理想，就必须要对引发周期危机的制度体系进行彻底的反省，坚决的摒弃那些不合要求的内容，理性的吸纳先进国家的成熟经验，注入新的文明因子，从而铸就出新的现代化国家，唯此，才能有希望走上和谐社会的光明大道，实现复兴中华的伟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