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是“仁至义尽”，还是“一网打尽

oppcc

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记载，林彪对毛泽东“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札记中记载：
“1965年9月30日：风吹得很劲。毛泽东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14级，太低、太低！”毛泽东的办公室主任是7级、8级。毛泽东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泽东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1966年5月26日：老毛泽东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泽东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泽东的阴谋。 1966年12月7日：毛泽东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61年8月召开党的九大。毛泽东说：要请长假调理。64年5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8年，要召开九大。毛泽东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泽东指：61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64年是排斥毛泽东夺权。
1967年1月9日：1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泽东）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1967年1月20日：局势继续乱，25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九大之后，毛泽东决心除掉林彪。毛泽东最终逼死林彪，出于三大原因：一，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二，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三，毛泽东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
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毛泽东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当时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林彪多次求见毛泽东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彪以为毛泽东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泽东，林彪气愤填膺。毛泽东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泽东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泽东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
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据林彪秘书的回忆，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文革中有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彪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文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四人帮”时期的“中央文件”，在谈到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时，都是一个口径：毛泽东对林彪，是如何“苦口婆心”，“耐心挽救”。尽管对林彪“丢了石头，掺了沙子”，南巡时，毛泽东又躲过林立果的“尾随追杀”，但是，毛泽东“到北京后，还要找林彪继续谈，他不找我，我去找他”。直到林彪的飞机，飞离国境，有人主张“坚决击落”时，毛泽东仍然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似乎真是放了他一条“生路”。一句话，毛泽东对林彪，真可谓是“以德报怨”，“仁至义尽”了。一切都是林彪自绝于人民，咎由自取。
如果说，当时是出于政治需要，不得已才这么说，人们倒也可以理解。但是，30多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知情人”，将当时的真实情况披露出来，人们才恍然大悟。事实与“四人帮”的“说教”，完全是南辕北辙，不是一回事。
客观地分析一下，1971年9月12日13点10分，如果毛泽东真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游击战”，从林立果层层设防的“地雷阵”中，神出鬼没地，“传奇般”地摆脱了林立果的“亡命追杀”，回到了北京丰台，那么，惊魂未定的毛泽东，此时内心对林彪的仇恨，一定是怒不可遏！两人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完全符合毛泽东一贯奉行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哲学逻辑；那种“到北京后，还要找林彪继续谈”的说法，实在是掩人耳目的“天方夜谭”。
事实也正是如此。就在当天午夜10点30分，毛泽东从北戴河，得到了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企图胁迫林彪，劫机南逃的准确消息。“怒火中烧”的他，会作出了怎样合乎逻辑的反应呢？
在《林立衡913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中，披露了当时的真情。1971年9月12日晚9点许，林立衡得知林立果的出逃打算后，做了三件事。
（1）她先向林彪贴身侍卫长李文普，作交代：带上手枪，寸步不离地护卫好首长，“你一定要守在首长身边，要绝对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对此，李文普当面向林立衡作了保证：“没问题，我能保证。”“我们就是拼了，也不能让他把首长弄走。”（但是，后来的事实是，李文普临阵脱逃了）
（2）9点50分，林立衡又去找8341部队驻北戴河负责人，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军职干部张宏，告知林立果的企图。张说：“现在的问题是要马上请示中央。”林立衡反复问张宏：“你们能保证首长安全吗?能保证首长不被弄上汽车吗?”张说“我们能保证!”，并告诉林立衡，他们预防事变的可靠方案：“这一片都是我们的部队，有二中队、四中队、六中队，还有机动部队，我还可以迅速从附近调部队来。”；“我们这里有机动小车队和大车队，随时可以出动。”；“96号楼周围都由我们的部队守着，每个路口都是我们的哨位，每个岗哨都有电话，我们还有电台和步谈机指挥，有什么情况我们马上就能掌握。你不是见到几步一岗嘛，我再派些部队去加强哨位，再派些精干的人坐先行车去机场，这样的话，前面、後面都是我们的部队，你尽管放心好了！”
（3）11点20分，在叶群、林立果、林彪，就要上车的紧急关头，林立衡又跑去找张宏，要他“搬兵救驾”。但是，情况与一个半小时前，完全不同了：“大队部值班室先是空无一人。过了好一会儿才把张宏找来。却又在屋里走来走去，欲言又止，犹豫不决，然後忽然离开大队部值班室不知去向。等他回来时，”林立衡生气地说：“你开始不是说得好好的，到时候你就带人上去吗?怎么现在你又不上去了?”张宏看着林立衡一声不吭。
林立衡说：“你不上去，那就在这里给李文普打电话联系!李文普让你快同他联系。”
“他还是不吭气。不论我怎样急切地恳求他，无论我说什么，他仍然背着手在屋里踱步，低头思索着什么，态度完全变了，他始终没有用身边的电话和李文普联系，始终没有上去!”
就在这时，张清林在56号楼接到林彪的卫生员小张打给林立衡的电话：“他们(指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正在床上拽首长，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你们快，快呀!”
张清林顾不上听完电话便跑到楼前，向道路两旁的部队喊：“快堵住，快到公路上来堵住!”然後直奔大队部跑来。
一进值班室，张清林便气呼呼地对张宏说：“情况万分火急!最多不超过十分钟上面的汽车就要开跑了!部队为什么还没行动?为什么还不进行阻拦?”这时已是11点30分，林立衡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张宏默不作声，一转眼又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回到值班室，不慌不忙地当着我（林立衡）的面往北京挂电话，在电话里向对方说：‘他们刚才说，再过十分钟，汽车就要开走了。’接着，只见他频频点头，连声说：‘是，是，是……’”放下电话後，张宏慢条斯理地对林立衡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张宏还冲着心急如焚的林立衡和张清林发火，大声说：“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指挥!我们是听中央的!”让你们跟着上飞机，“这是中央指示。”
“值班室里的人越来越多，萧奇明中队长等警卫干部卷着袖子，提着枪，急得嗷嗷叫，跳着喊：‘还不下命令冲上去就来不及了!我们可冲上去了!……下命令吧，副团长!’就在这时，萧中队长等干部冲着张宏嘶喊起来：‘副团长!一辆黑车从上面下来了!’‘现在还不叫我们冲上去?!’‘还等什么呀?!’但张宏始终没有下命令让他们冲上去。”
好一个“我们是听中央的!”好一个“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这充分说明，张宏得到林立衡报告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并且得到了中央明确的“指示”。这个明确“指示”，有两条：第一，部队按兵不动。第二，林立衡、张清林等，登机同行。
这个“中央指示”来自何方？张宏先向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报告，是合乎组织关系的。但林彪全家出逃，这样要命的紧急情况，张耀祠决不敢压住。逐级报給汪东兴、周恩来也是顺理成章的。正因为这样逐级上报，才有张宏跑进跑出的那一幕。而且，张宏一定是要避开林立衡，才跑到其他地方去打电话。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汪东兴全程随侍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非常了解毛泽东一路讲话的全部内容和愤怒心态，非常了解毛泽东12小时前，刚刚惊心动魄地摆脱林立果“尾随追杀”的全部过程。因此他得报后，肯定要立刻向毛泽东报告。周总理没有参加南巡。对当时党内职务比他高的林彪，擅自作出放弃保卫的指令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这个“中央指示”，毫无疑问是出自毛泽东。
毛泽东在当时的心情支配下，拿出了他最惯用的，也是最厉害的“诱敌深入”的杀手锏。
如果当时就对林彪作出“就地擒拿”“接班人”的决定，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实属匹夫之勇。如果让对手做一次最后的“暴露”，来个“欲擒故纵”，才符合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大家”的风范。届时，对周总理这样的老同志，对全国人民，都顺理成章，也好交代。自林立衡向张宏报告情况，到张宏接到指示，有一个来小时时间。虽然紧了点，但对于久经沙场的毛泽东来说，时间是足够的。张宏按兵不动，就是“故纵待变”！要林立衡等一干人，统统上飞机，就是不要惊动林彪，让他放胆起飞。以收“一网打尽，彻底取消灭”之功效。
毛泽东在南巡时，还告诫别人：我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可见他马上要整人的狠心。所以说，毛泽东对林彪是“仁致义尽”，那实在是“欺人之谈”，而要“一网打尽”，才是历史的真实！
林彪出逃，毛泽东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唯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泽东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有人怀疑，其实是毛泽东胸有成竹，飞机上早就安了定时炸弹。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的飞机毁于外蒙后，也就宣告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也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位“红朝凯撒”的历史地位！
作家阎明的父亲阎仲川，是林彪嫡系旧部，曾任副总参谋长，参与制定“一号号令”。林彪事件之后，被打倒，被审查，被关押，一家人也因此星散天涯。阎明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述及父亲被审查，被关押的主要有三大“罪状”：一是“一号号令”，被认为是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二是“北兵南调”；三是给林彪修豪华别墅的“零号工程”。
很多历史书说，“一号号令”是林彪未经毛泽东主席同意擅自发布的，图谋政变。阎明说：“当时中苏在珍宝岛交恶，战争一触即发，1969年10月18日，为防敌人突然袭击，林彪下了几个指示。我父亲刚到北京3个月，对总参工作不熟，随手就给编了个‘一号号令’，林彪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连黄永胜都不知道。毛泽东看到‘号令’后，大为震怒，认为林彪瞒着他调动军队，但毛泽东没取消它，也没和林彪沟通，以后才突然拿这个说事。‘一号号令’的内容，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在备战过程中类似指令林彪下过很多条，怎么是‘政变’呢？至于另两条‘罪状’，更站不住脚了，‘北兵南调’是苏联劝蒋介石趁机出兵，有情报说蒋将在福州空降，周总理亲自部署，要广州军区配合福建军区，调部队去协防，这与林彪有什么关系？至于‘零号工程’，是汪东兴交办的，在靠水的风景区修了一些豪华别墅，有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偏偏没有林彪的，众所周知，林彪怕水，根本不可能住那里。林彪不喜排场，到广州住在小公馆里，离军营近，能看到战士训练，他很喜欢。”
阎明当时在部队当副连长，父亲被审查，当时就蒙了。广州军区高干子弟扎堆，最多曾达700多人，大军区一级的子弟就上百。先开始，这些“问题子女”被集中在教导队，几个月后按战士待遇处理到地方，那时地方正“批林彪批孔”，不敢接收，他被分到崇化县一个工厂，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干活。一有运动，就要挨批斗，“四人帮”被打倒后，还被关起来接受过审查。
阎明父亲被审查了7年半，三大罪状都无结果，最终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降两级处理退休了。在审查期间，看守根本不拿他当人看，受了不少罪，出来时牙都掉光了。他80岁就去世了。但黄永胜死得更早，总有包袱压着，想轻松也不容易。
阎明的大哥清华毕业，被迫去喂猪，二哥是空军尖子，结果当了矿工。但他们比黄永胜的几个孩子要好。黄家几个孩子都很优秀，人品好，群众关系也好，他家老大在韶关的一家工厂，两度婚变，老二成了钢铁厂炉前工，老三被下放到锰矿，老四在硫酸厂当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