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的撒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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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之痛:教育落后

地上有金子,他们也看不见

“要地没地、要粮没粮”,贫困率超过51%,村干部说,这里是雷州的撒哈拉

尽管“小升初”的入学率达到100%,但由于入学晚,16岁才上初中的比比皆是

教育多年投入不足,300多人的学校没有围墙没有厕所,要方便只能到附近树林

南方日报记者 徐滔 雷州报道

主稿

粤西雷州有个东塘村。多年来,出去打工有多少人,回来就有多少人。他们说,这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东塘村共有908户3957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有468户2021人,贫困率超过51%。按世界银行统计,30年前中国的整体贫困率约为52%。也就是说,这里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村支书王南干了整整13年。直到去年,他才在两个弟弟的帮助下,告别茅草屋,盖上红砖房。

谈及贫困,省委书记汪洋曾很有感触地说: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到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

贫困,为什么会一直在这个小村庄停留衍生?

无法逆转的打工回流

到了外面,他们就像哑巴,世界再精彩也不属于他们

上世纪9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务工人员涌入珠三角,这片遍地是金的寻梦天堂。

东塘人也加入了务工大军。滚滚车轮,载着一批批怀有赚钱养家梦的人走出东塘。然而,幸运之神似乎有意躲着他们——村民从未听说谁在外面赚了钱,走出去的人很快又都回到村里。

十多年过去了,除了通向村里黄土路铺上了水泥,村民说其它没有任何改变。

东塘亮后村郑鑫一家,四年前买的红砖,现在还堆在角落,早已布满青苔。

青苔背后,是一个凄婉的故事。

2006年,郑家住了几十年的茅草屋已破败不堪。外面下雨,屋里涨大水。这年的一场大雨后,茅屋遭遇灭顶之灾,坍塌了大半。

就在同一年,郑鑫22岁的儿子初三毕业,在朋友介绍下去了广州打工。尽管对外面世界一点都不了解,但丝毫不影响一家人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老大去了大城市闯,生活就有了依靠,于是决定:盖房!

从亲戚那里借的2万盖房钱很快就花完了,但在广州的儿子却连饭都吃不饱。因为听不懂普通话,更不懂技术,他只好跟着老乡捡破烂。

盖房梦被迫中断,原来的草房亦不复存在。无奈之下,他们搬进附近的树林,用树枝搭起两个“木帐蓬”。小的给年仅九旬的老母亲住,郑鑫和老婆住在大帐蓬里。

每天,91岁的老母都会拄着拐杖,到半成品的“新房”前去看看。她说,最大的梦想就是这辈子能住上新房。

这个梦想也许一直将会是梦。工作了四年的郑家老大,现在每个月工资仅800元。在电话里,他告诉奶奶,外面太苦,他想回家种田。 村里的中年人,年轻时也和郑家老大一样,曾走出东塘,到珠三角或邻近省份打工,但顶多做三年就回来了,“出去多少人,回来就有多少人。”

“到了外面,他们就是哑巴!有的人甚至被老板像送瘟神一样赶了回来。”

东塘人在外面消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时间消逝,他们最终贫困返乡,一无所有。

“不会再轻易出去了”,村民张浩小学毕业,“出去了也只能做最底层工人。”他曾组装过一年零件,但最终产品一次都没见过,还经常遭受老板的白眼。

原本对外面世界充满期待的东塘人,终于认识到,要想靠打工赚钱,几乎比登天还难。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不属于他们,“即使地上有金子,我们没文化也看不见”。
专为懒汉“设计”的耕田

“连字都不认识”的村民,还要受土地“欺负”,连做“懒汉”的资格都没有

回到家的东塘人别无它途,只好重新捡起家门口的农田。

近几年,国家粮食收购价格节节攀升,广东稻谷每斤最低收购价逼近1元。但这一切,和东塘人似乎无关,好的年头,种的粮食仅仅够填饱肚子。

土地贫瘠,严重沙化。雨季时,海风长驱直入,带来丰沛降水,田里的积水半年也排不完;但这里也会一连好几个月滴雨未下,村民只能眼睁睁看着禾苗干死。

靠田吃饭的东塘村民,实际是靠天吃饭。即使是最好的年头,亩产至多也就500斤。而在其它地区,依靠机械科学种植,亩产千斤早已不稀奇。

提到科学种田,很多只上过小学的村民连“听都没听过”。在东塘,机械化种植几乎是空白,拖拉机、肥料这些提高产量的“法宝”,在大多村民眼里实在多余,“有那钱,还不如直接买粮食”。

有村干部自嘲:这里是雷州的撒哈拉,村民文化不高,还要受土地“欺负”。

村民们说,东塘的田是专为懒汉设计,“只要老天开恩就有饭吃,否则做再多也没用”。

但偏偏很多“连字都不认识”的村民,却连做“懒汉”的资格都没有。

靠着分散在好几处的一亩农田,47岁的村民赖雪贵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孩子。四年前,丈夫因淋巴癌去世,而她有两个儿子生下来就是痴呆。

地少,赖雪贵只能一地两用,割完水稻后,立刻种上番薯。曾经有技术员告诉村民,应该如何科学施种才能提高产量,但她和邻居却怎么也记不住,更学不会。

赖家家徒四壁,没有日历,没有时钟。几乎是文盲的赖雪贵,这样的生活延续多年。“看时间有什么用?”早晨她跟着邻居下地,晚上跟着大家收工。

赖雪贵说,她都忘了上一次看到百元大钞是什么时候。周末,两个读书的孩子必须回家,因为田里需要他们,但家里却没有多余的床,两个孩子只能去邻居家借住。

就是这一亩三分田,东塘村民们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甚至包括对生活的热情,都花费在这里。因为,这里能让一家人吃上饭,遇上好的年头甚至可以吃饱饭。

不幸的是,几乎没有家庭能从口粮中“抠”出可供变现的余粮。有人曾试着种花生、辣椒,但都“只有热情,不懂技术”,忙活了一年甚至还要赔钱。

每年青黄不接时,村里女人都会回娘家。谭妃簪就是其中之一,每年她都会回到徐闻娘家,拿回几十斤米,填饱四个孩子的肚皮。但因为出不起路费,即便以这种理由回娘家,一年也顶多一次。

谭妃簪将家里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身上,希望他将来赚了钱把家里房子盖起来。但儿子今年其实才刚满5岁。

和记者聊天时,谭妃簪正在削红薯。刚削没一会,她就小声抱怨:“刚才削得太快了,皮削得厚,浪费了很多。”有点不舍,她又拿出两个小的,掂量着说:“嗯,今晚应该够吃了。”

16岁的大龄初中生

他们操着纯正“雷州普通话”,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已经成为一种惯性

力气不比别人少,运气不比别人差,命运却好像偏要和东塘人作对:在外打工失意,回家种田也“从未得意”。

慢慢地,村民意识到,真正的困顿,也许不在破败的茅草屋上,不在沙化贫瘠的土地里,而是深深植于自己头脑中。

东塘小学,一年级课堂上,老师用一字一顿的普通话教孩子学拼音,转身喝道:“安静!”此时,普通话又变成雷州方言。

“不说也得说”,村支书王南说,301名学生全部来自本村,老师也都是本地人,他们也无奈,村里有电视的家庭不超过1/20,互联网更是新鲜事物,土生土长的老师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很多教师是小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教书多年后通过进修才拿到文凭,早就错过了学普通话的最佳时期。“雷州普通话”就这样代代相传。

2007年前,对于村里不少适龄儿童来说,连听这种“雷州普通话”都是奢望,因为他们交不起学费。

当年9月,广东省政府决定,免除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和课本费。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走在公路上三两成群的小学生才真正多了起来。”校长郑景豪说。以前教室坐不满,现在不上小学的情况基本已经找不到了。

但小学毕业后,村里的孩子们必须到镇里才能上中学。镇上的两所初中,每学期寄宿费200元,每个星期伙食费20元。这笔钱又成了沉重的负担。

村民谭妃簪家就是典型。两个女儿都在镇里上初中,以前全家一天还能吃上两顿饭,现在孩子连吃饭的钱都交不起,就连去年的电费都还欠着。

表面上看,东塘“小升初”的入学率达到100%。但农村孩子上学晚,8岁上一年级“还算早”,进入初中时大部分都超过16岁。

一批批说着纯正“雷州普通话”的大龄初中生,走出家门,重拾父辈之路。现实再多的困难,也阻挡不住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望。

长期关注农村教育的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辍学除了经济原因,和上学晚带来的“心理挫折”有很大的关系。

义务教育是规范性教育,须遵循共同规范。然而,15岁后人的个性发展“井喷”,逆反心理随之出现。“如果18岁还在上初三,很难找到正常年龄孩子应有的成就感,辍学如影随形”。

村民们的逻辑是:如果上学太早,初中毕业了还干不了活。村支书王南介绍,整个东塘村目前约有130人就读初中,但其中超过100人上不完三年初中就会中途退学。

于是,一批批走出去的东塘人,在外艰难闯荡一两年后,含泪而归。接过父辈的锄头,结婚生子,终其贫穷而平凡的一生。
输在起跑线上

教育多年投入不足,全校13个老师,一人一张课桌,同在一个教室里办公

10多年前,东塘人郑梦翾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音乐系,这让他彻底摆脱了贫穷命,但他只是村中极少数的幸运儿。 “我们输在起跑线上。”40岁的郑梦翾很感慨,他儿时的伙伴,如今都成了村中压力最大的人——守着一亩三分田,上有老,下有小。

他们的“不幸”,背后是东塘教育的命途多舛。

东塘唯一一所学校东塘小学,直到两年前才进入“水泥时代”。2008年,经过3年争取,东塘小学终于获得“革命老区捐款30万元”,于当年建成一栋308平方米的新教学楼。

这座两层的水泥房,终于结束了东塘小学瓦屋的历史——虽然到现在,学生仍没有“正式”厕所。

一间砌了墙没封顶的露天房,伫立在学校旁。学生在里小便后,尿液直通通流入农田。

要大便,学生就只能到距学校近百米的树林解决。但也仅限于晴天,一下雨就只好硬憋。

时间一久,树林里大便太多,“不能入,一不小就踩着”,校长郑景豪说,现在只要有东西遮着,学生就会就地解决。以前,高年级的女生还会害羞,现在早已习惯。

学生教室解决了,老师却一直在期待。

全校13个老师,像学生一样,一人一张课桌,困在一个教室里办公。整所学校没有一间教师宿舍,外地教师只能入住危房,近邻教师只能靠“走教”开展工作。

让郑景豪颇感欣慰的是,老师有自己的厕所,不足6平方米,由危房改建而成,但毕竟避免了不少尴尬。

学校全部经济来源,仅限于财政拨款的教育经费,每生每学期144元,合计4万余元。扣除教师教材费、学生测试卷等费用后,余下的钱只能“一分当两分用”。

课余,全员参与,圆柱体、圆规这些教学用具,都出自东塘小学13位教师之手。

一次,老师用自制圆规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圆,同学们却说像“鸡蛋”;而上数学课用自制量角器时,数学老师每次量的度数都“不太一样”。

没有运动场,没有计算机室、语间室,其实东塘小学连围墙都没有,301个孩子的安全比考试成绩更让校长郑景豪担心。

郑景豪说,他们的教学质量和大城市存在巨大“鸿沟”。他更忧虑的是,“鸿沟”两端的孩子迟早会在同一天平上一比高下。

驻村手记

扶贫先扶智

东塘村走出去的女人,干活持家个个是把好手,但能者多劳,她们也承受常人想象不到的压力,很多人因此精神失常。在村里一周时间,记者见到超过10位“疯子”,其中以中年妇女居多,她们大多没文化,不识字。

记者采访时,村民们时常面露羞愧之色——

当他们放慢语速,但我不仍听不懂在说什么时;

当想让村民写自己的名字,但他们不敢接过笔时;

当村干部说他们生了五个,但家中女人仍挺着大肚子时……

驻村的几天,村支书王南多次彻夜未归。他说他做工作去了。一壶茶,一杆水烟,无数个这样的夜晚,他都苦口婆心地劝不肯结扎的村民:“多生一个,首先是多一张吃饭的嘴,然后才是一双干活的手。”

不管是“疯子”还是“超生”,正如村干部说的:“一切源于村民文化素质不高。”

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业务处处长宋宗约介绍,贫困人口中文盲率为48.5%。连字都不认识,更别提掌握技术技能。

由于教学条件差、教师待遇低,真正能驻扎农村投身教育的人凤毛麟角。投入不足,缺乏好老师,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改变命运,举步为艰。

听不懂普通话而守着贫困的东塘村,也许只是一个极端的缩影。在广东,甚至在我国,因贫失学,又因失学造成劳动力素质不高,成为新一代贫困人口的人不在少数。

2007年,刚到广东上任不久汪洋书记,在连南考察大坪镇大鼓坳小学时,看到小学生普通话说得不流利,他语重心长地对老师和孩子们说:“学好普通话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第一步,是改变他们命运的第一步,也是摆脱山区贫困面貌的第一步。”

对于这些贫困家庭和他们的孩子,接济衣物、粮食和解决住房等,也许能果腹暖身,但只是除一时之困,并非长久之计。

扶贫须先扶智。东塘人其实知道,要想富,得走出去;要想走出去,要多读几年书。学好普通话,提高文化素质,才能在“人”这个问题上确保扶贫效果。

目前,全省派出大量支教教师“智力输出”至贫困地区,并筹集专项资金帮助贫困学生复学。对于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劳动力,有关部门通过劳务扶贫,在对口帮扶地设立扶贫开发劳动力培训地,推荐贫困农民外出务工并初见成效。

智力扶贫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扶贫攻艰进行时

稳定脱贫·2500元

根据我省“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实施意见,深圳坪山新区与包括东塘村在内的东里镇四村结成“对子”。

深圳坪山新区按每村80万元、60%以上直接用于贫困户的原则,将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改善居住环境、增加收入、发展集体经济等最为紧迫且直接见效的问题上,确保东里镇3年实现集体年收入达3万以上、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到2500元以上,基本实现稳定脱贫。

产业扶持·20万元

提高种、养殖业经济效益,深圳坪山新区将拨款4万元成立农业生产研究基金会,引进附加值较高的紫芯薯种苗,进行小面积试验种植和养殖;一旦能成功开拓市场、确定销售渠道,则开始大范围的推广,提高单产和种养效益,帮助村民找到一条产业致富之路。

与此同时,各村委会将获得20万元“造血”投资。此笔资金将用于虾塘或商铺的建造,然后再将其出租,利用租金充实集体经济收入。

教育基金·18万元

摸清贫困户数量及其生活状况,建立贫困户档案;制定每个贫困户的具体脱贫措施,并对直接拨给贫困户的资金实行动态监管。同时,对包括东塘村在内四个村共拨18万元,成立教育基金,给予贫困生学费和生活费补助。

危房改造·22万元

抓好贫困户危房改造工程,其中东塘村获拨22万元,对部分比较危险的房屋进行茅草房—瓦房改造,并由专人协调督促推进工程建设,全程跟踪,实行动态监管。

技能培训·198人

“造血”扶贫重要一环是组织贫困户劳动力外出务工。据初步调查,东塘村贫困户中存有劳动力198人,按照“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原则,深圳坪山新区将安排他们免费参加技能培训,并牵线搭桥有组织、有目的的引导其到新区务工,在直接增加经济收入实现个人脱贫的同时,努力掌握技术和经验,为将来回乡创业推进集体脱贫做准备。

hdh333

教育的不平等是社会财富分配最大的不平等

gy2010

教育应该普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