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手机设计大赛外观评审组组长杨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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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申奥形象大使、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中国手机设计大赛外观评审组组长杨澜


        从万人瞩目的《正大综艺》主持人一路走来，从凤凰卫视独当一面到阳光文化的当家人，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2001年，她出任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同年7月，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代表北京作申奥的文化主题陈述。2003年3月起，她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无论是在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现场，还是在地震灾区，都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汶川地震后她第一时间设立“汶川大地震孤儿救助专项基金”，以协助相关部门安排灾区孤儿的基本生活、灾后的心理辅导和抚养教育工作，为失去母亲的孩子们送去母爱。
        她，就是杨澜。让我们走近她，聆听她与慈善、奥运的故事。

        ◆日前，您荣膺2008中国10大品牌女性称号，获奖理由里谈到了您和奥运的缘分，更主要的是您为地震灾区所做出的努力。在汶川地震后您第一时间设立“汶川大地震孤儿救助专项基金”，以协助相关部门安排灾区孤儿的基本生活、灾后的心理辅导和抚养教育工作，为失去母亲的孩子们送去母爱。将救助的对象锁定在孤儿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杨澜：我觉得从灾区回来以后，让我一直不能忘怀的，就是那儿的很多孩子，他们的冷静和坚强超出了我们大人的想象。其中有一个男孩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只有10岁吧，左手拉着一个3岁的小弟弟，右手拉着一个小女孩，也只有3、4岁，他说那是他的堂妹。领盒饭的时候他会帮他们俩都领，领完之后就蹲在帐篷里，一口一口地喂饭，完全是一个小大人的模样。最让我感动的是，临走的时候，我就问他，你现在还缺点什么，阿姨下次帮你带。他说：“我不缺别的，就是水不够，我一天只能喝几口水。”我说阿姨这还有好多矿泉水，你能抱多少瓶就抱回自己的帐篷去。然后出乎我的意料，这个孩子说：“阿姨我已经喝过你的水了，我不喝了。”其实他已经是一无所有的一个孩子，而且我相信任何的物资，对于他们来说全部是欠缺的，但是他也一点都不多拿，或者多占一点，他说其他人可能还会需要。这场灾难当中，很多半大不小的孩子都迅速地成熟起来，但是他们的这种成熟让你觉得有一点心酸，有一点心疼，又有一种特别的感佩，就是说一个孩子在这样小小的年纪，展现出这样的一种品格和气度，能让人看到一个民族未来的希冀。

        ◆我从一些心理报道中了解到，灾区孤儿的心理低落期一般在两年之后，因为人们对灾难的关注大多是短期性的，两年后，孤儿会在逐渐冷落的环境和困窘的生活中，容易失去激情和信心，甚至自杀。这就使得我们的爱心必须是长期的。在这个方面，您与您的基金会有什么规划吗？
        杨澜：我们的专业基金分了近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步骤来制定的计划，因为一些孩子的家庭和亲属的状况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认，所以近期是以普遍的孩子作为一个帮助的对象，我们设立了爱心岛，给他们一个相对独立的儿童活动游戏中心，然后会在暑期里给他们开展一些夏令营的活动，给他们送去一些他们想要的书和一些文具等等。在中期来说，就是这些孩子的身份和他们所在地进一步得到明确，而且当地的民政部门已经把他们做了初步的安顿之后，我们就要针对他们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伤残情况，还有不同的学习、或者是职业学习的需要，来安排不同的救助方案。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每次都用很高的成本，千里迢迢从北京、上海请去顶级的专家，因为再顶级的专家，他也不可能同时辅导很多的孩子，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四川当地举办一些志愿者的培训，让他们能够和孩子建立起更加稳定、长期的关系。

        ◆2007年12月，您代表阳光文化基金会和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签署正式协议，支持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为加强中国慈善公益组织自身能力建设而举办的培训项目、学术研究项目和国际研讨会。您觉得国内慈善机构在自身能力上还存在哪些不足呢？这种采取机构对机构的定向培训方式，能有效地改善并提升他们服务的能力吗？
        杨澜：现在我担任着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全国义务献血形象大使及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环境文化理事会等多家公益机构的理事，可谓“身数兼职”。作为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我也参与了好几年筹款晚会的活动，让我触动的是，慈善在这里成了一种高尚而有力量的传统。
        2003年我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原先对慈善事业只是零星感受，现在要变成制度层面上的思考和建议了。我交出的第一个提案就是《完善中国民间非盈利性机构的生长环境》。
        和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长年接触后，我发现虽然很多人相当善良、责任心强，但是一些专业素质还跟不上慈善事业真正的运作。如今国内多数慈善机构的管理人员大多是机关干部出身，没有进行过专业素质方面的培训，普遍缺乏金融知识和商业运作知识。我越来越意识到，长久有效的慈善事业依靠高效的运作，从筹集资金到资产的保值到项目的评估，都需要有成本与效益的概念。
        阳光文化基金会找到了这个定位，采取机构对机构的定向培训方式，为慈善公益机构充当“拐杖”的角色。许多慈善公益机构是在第一线做事的，增强了他们自身的能力，相信可以更持久的帮助更多的人。也感谢许智宏校长、感谢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老师们，我相信双方的长期合作，可以为推动慈善事业做出一些贡献。

        ◆日前，您与濮存昕担任了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联合主办的“圆梦2008”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大使。您觉得这一活动对贫困地区孩子有什么样的意义？
        杨澜：这一活动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联合主办，以消除贫困、改善孩子们的体育运动条件为目的，以实现贫困地区孩子的体育梦想。活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紧扣奥运，沿圣火传递路线，为贫困地区的小学捐建2008个阳光操场的“新长城阳光操场援建”活动；二是宣传扶贫大奖——中国消除贫困奖，捐赠人可通过手机短信、填写银行自动转账授权书以及登陆活动的官方网站等形式捐赠。我们希望每个人的涓涓细流，能够汇聚成扶贫公益的洪流，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奉献我们的爱心。

        ◆您参与过两次申奥，2001年7月，您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代表北京作申奥的文化主题陈述，还是申奥形象大使和火炬手，参与过许多和奥运有关的活动，并在北京电视台主持《唱响奥运》。从第一次申奥到现在，您觉得自己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杨澜：我想最大的变化是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有成长的烦恼，甚至是苦痛，但是都要学会成长。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就像今天中国的崛起，必然也要经历一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不协调的声音，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就放弃开放和前进的步伐，也不能因此做一个“抱怨的孩子”。其实，我们都应该以金晶一样的精神，坦然地面对自己、面对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专心去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我总是相信世道人心间，总有一种正义的力量，就像在这样一个纷乱、冲突的世界上，人们都还认同着奥林匹克的精神。这就是我们对人类的信心所在。

        ◆自从参加第一次申奥之后，您与奥运的感情越来越深厚，和奥运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您能给我们描述下您所担任的奥运角色吗？
        杨澜：我1993年参加了第一次申奥，在蒙特卡洛，我们以两票之差输了。我觉得自己就是井底之蛙，我可以跟人家流利地用英语交流，但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别的人在想什么，我们的公关手段有着太多的缺陷和不足。所以第一次申奥的经历促使我做出人生的一个决定：辞去工作，出国留学。我把自己的主修领域放在了学习传媒方式上。
        学成归来，在西方主流媒体和国内媒体转悠了多年，又碰到了北京第二次申奥，就这样成了主陈述人、申奥形象大使。由于多年的媒体经验，在国内生活居住的经验，都让我知道该用什么语言，该用什么表达方式来和这些人打交道。于是，2001年在莫斯科，我一上场，就微笑着说：“你们会在北京享受到一个愉快的夏天的！”而没有让中华5000年文明以及各种辉煌的历史成为开场白。做完陈述我就觉得水到渠成了，我能看得出来他们的满意程度。
        申奥成功之后，我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义务劳动者。义务主持各种奥运大型活动，至今，倒计时500天、倒计时一周年、天安门迎圣火、倒计时一百天，每个重要的节点我都在参与。这些大型活动，让我的双语能力有特别好的发挥。
        2004年，我作为雅典奥运会火炬手，跑天坛那段，那个时候因为缺乏锻炼，怕自己体力不够，还提前在家跑一千米锻炼身体。这次很开心，因为有了经验，基本要求心里都比较有底了，而且现在体育锻炼已经成了我的每周必修课。跑之前我就做好准备了，想慢慢跑，但速度受先导车制约，虽然它们的速度并不快，但我还是觉得一会儿就跑完了，太短了，我刚刚启动呢，一滴汗都还没出。上次雅典的火炬，被我捐掉了，帮助了深圳的一个残疾青年，这次的火炬，我一定要保留，谁也不送了，这个火炬对我来说意义太重要了！

        ◆您并不为国家机构工作，甚至也不从事体育，为什么投入这么多时间做与奥运相关的事？
        杨澜：主办奥运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是一件重要的事，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与贡献，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从此都将大不相同。我不仅仅是志愿者，也是受益者。因为我是国家的主人。北京奥运需要十万志愿者，却有二百万人报名，因为他们都是国家的主人，都想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你在莫斯科陈述的题目是人文奥运，你怎样看待人文奥运呢？
        杨澜：当时有一个专题研究小组，我代表这个小组做陈述，人文奥运听起来范围最广，也容易显得空泛。因为科技奥运可能涉及到很多硬件的投资，绿色奥运是看得到城市在发生的变化，人文奥运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是需要很多项目支持它的内涵。当时我们在准备文化报告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里面包括一些文化内容，比如青年营、奥运主题的展览活动、艺术比赛和火炬接力，都是包含在文化项目当中。我自己总是在想，北京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历史丰富的程度以及未来光明的前景。中国文化怎么和世界的大家庭更好融合在一起，让国外的人更了解我们的文化。同时，我觉得在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不管是人的素质、管理的水平、人文的精神，都需要在未来几年中有提高的空间，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需要很多具体的项目去支撑。总的来说，应该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怎么让外部世界了解我们，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提升自己。

        ◆2008年，《杨澜访谈录》推出了全奥运系列，力图展现国内外知名人士不为人知的奥运情缘，奥运冠军超越困境的精神力量以及奥运如何改变了我们共处的这个时代，将目光从体育赛场转向更深刻的情感和心灵空间。这一主题带给了您思想和情感上哪些新的体验？
        杨澜：在奥运年，《杨澜访谈录》改变以往的周播形态，制作50集系列采访，在东方卫视以日播形式播出。我走访了国内外50位奥运人物，有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大逆转开山铺路的优秀组织者，有奥运史上伟大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也有为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谱写社会新篇的社会人士。我越来越发现，奥运不仅是万众瞩目的宏大叙事，也是冷暖自知的个人体验。
        目前来说，我作为一个媒体的从业者，我非常希望利用在海外媒体的平台，不断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出去。奥运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引起了全世界对中国又一轮新的兴趣。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给人介绍。在过去，我在国外生活过不少的时间，看到国外媒体上对中国的报道往往是片面的，这也不能完全去怪别人，因为它符合了某一种成见，在新闻学界上，当某一种言论符合一种成见的时候，就会被不断的加强和突破，要呈现这种成见，要有新的东西展示出来。从阳光文化角度来说，我们做一系列介绍中国文化和人物当代生活的纪录片和专题片，这些片子在欧美市场比较有观众，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方式，让他们通过具体的一个个的人和故事了解中国，了解更广阔的背景，这样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些成见上面。

        ◆今年的奥运会以“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为主题，而在通讯产业内，首届中国手机设计大赛正在火热进行。大赛的目标是要在人文奥运里实现科技奥运的蓝图。您应邀担任外观组评审组长，将从哪些方面去评审参赛作品呢？您觉得一部作品要从外观上取胜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杨澜：这次大赛优秀的作品很多，而外观组评委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去评审参赛作品：一是造型设计，主要是看手机的几何轮廓设计是否时尚化、人性化，整体悦目且具美感；二是颜色设计，主要看手机在颜色设计方面色彩是否应用贴切、搭配协调、色觉冲击力强、图案花纹表达恰当；三是格局设计，考核手机的屏幕、按键、天线、听筒、摄像头、装饰物及接口等手机组成部分布置是否合理、协调；四是材质质感，看手机的材料选取是否高质、安全、环保，整体是否富质感；五是体积大小，指手机的长度、宽度、厚度、重量、手握合适度、手操作合适度、耳操作合适度是否合理。
        我个人认为参赛作品还要体现参赛者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力几乎概括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它推动技术进步，它甚至是知识的源泉。所以说一部好的作品如果具有想象力，那么也就赋予了他生命力，这样的作品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

        ◆萧伯纳说人生的悲剧在于没有梦想和梦想实现。您非常幸运地行走在两者之间，且充满激情。据说，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酵母分子，它能永久地为你的成长提供动力。那么，支持您行走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杨澜：财富给所有能驾驭它的人带来了自由，这对理智的人是好事。在我倾力去打造阳光媒体集团的同时，我没有忘记一个道理，那是当了母亲之后的我自己悟到的：很多事情，你只要像对待孩子一样让他慢慢地成长，自然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人只有对远景充满期待，才不会焦虑，也才会从容面对一切。

文章来源：《手机经理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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