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民族主义真是爱国吗？(转贴——凤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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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分类

　　愤青事实上并不仅仅包括极端民族主义者，也包括许多由于一直不得志、对现实不满的人，这些人常常对一切事情都要表示不屑，对一切事情都要批判。还有一种愤青是“怀旧型”，他们往往非常怀念计划经济时代，怀念毛泽东时代对外部势力的强硬。而这类人里面又分为两类，一类人是真的喜欢那个时代，另一类人则是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由于在现实社会分配中吃了亏，就开始怀念计划经济时代。

　　但是李明水分析到：“以上提到的这些人都是社会边缘人物，很难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真正关注的应该是中国现在出现的排外愤青，即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还有一类就是极右愤青，他们要求在中国立即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应该说，这两类愤青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目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反日和反美愤青，这类人的主要特点是对美国和日本的一切东西都要反对。第二类人则是反美愤青的分支，他们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将本·拉登和萨达姆等人奉为英雄，来发泄心中的情绪。“这些人只是一味反美，而将最根本的同情心和道德抛之脑后。”李明水评价道。第三类人是要求武力攻台者。在每一次两岸发生矛盾的时候，许多愤青都要在网上发布言论，分析两方军事实力对比，要求解放军在一夜之间踏平台湾岛。

　　极端民族主义：爱国还是误国？

　　在提到民族主义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提示，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以区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很多情况下很容易混淆，致使许多愤青披上“爱国主义外衣”而变得刀枪不入。这与美国在“9·11”之后将批评政府的声音视为“不爱国”有异曲同工之妙。

　　极端民族主义真是爱国吗？

　　著名政治学者甘阳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在其《民族主义》中的观点来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

　　米讷格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如上所述，民族主义本身无可厚非。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引导并建构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则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而民族主义愤青所代表的谩骂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则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警惕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排外式的愤青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社会学家李明水对记者说，“中国最开始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从《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开始的，此后中国的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纷纷著书立说，对西方说不。当这种排外情绪广泛弥漫开后，往往伴随着高涨的爱国主义，让人无法对他们进行批评。而任何反对它的人都会被吞噬。”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对日新思维”。在一些专家提出“对日新思维”后，立即被指斥为“汉奸”，网络上群情激昂。以至于事件过去了这么久，当记者想就一个选题采访日本问题专家时，许多人还是战战兢兢。当正常的学术探讨被冠以更多的政治意味，已经没有多少人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之相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愤青则容易被人们奉为英雄。

　　事实上，鲁迅先生早在许多年前，就提出要警惕在爱国主义外衣包裹下的民族主义。先生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爱国贼”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一点也不亚于“卖国贼”，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深远。“爱国贼”因为披着爱国外衣的缘故，对国民有很大的欺骗性，经常被国民误认为是“民族英雄”。

　　学者：极端民族主义其害有四

　　政治学者萧公秦对这种民族主义的态度是要加以反对。他分析说，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是激发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将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被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到头来，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闭关锁国的价值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在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海外新左派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甚至把1963年陈伯达主持撰写的“反修”文章《六评》祭出来，反对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该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这些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前苏联就出现过这样一种趋势。当然，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出现。

　　据《国际先驱导报》